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红色骑兵军 作者：伊萨克·巴别尔 内容简介 他的小说像盐一样平凡而珍贵，《欧洲人》杂志评选世界百名最佳小说家第1名，他的短篇杰作《盐》是博尔赫斯最珍爱的作品，伊萨克巴别尔、博尔赫斯、海明威最推崇的短篇小说大师。 红色骑兵军生与死、残忍与善良、月亮与人头就这样平静地共处着，没有夸张，没有煽情，连一点惊异都没有。 当我们沉醉于博尔赫斯短篇小说中那精巧的结构，那传神的场景，那宁静而神秘的语气，我们不要忘了，再去看看那些奇妙写作技巧的发源地，那就是伊萨克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 自传 我于一八九四年生于敖德萨的莫尔达万卡，父亲是犹太商人。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在十六岁之前，致力于钻研犹太语并研读《圣经》、《塔木德》。家里管束极严，使我度日如年，自早到晚，逼着我学习许许多多的知识。学校成了我的休息之所。我的学校是以尼古拉一世皇帝命名的敖德萨商业学校。就读于这所学校的有外国商人、犹太经纪人、波兰显贵和旧教徒等人的子弟，以及沉湎于桌球的大龄青年。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常跑到港口的天桥上去玩，或者去希腊咖啡馆打桌球，或者去莫尔达万卡的酒窖喝廉价的比萨拉比亚葡萄酒。这所学校我之所以永志难忘，还因为那位教授法语的m-r法拉束教师。他是布列塔尼人，同所有法国人一样，富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我他祖国的语言——法语，使我得以把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使我得以同敖德萨的法国侨民亲密相处，并从十五岁起即用法语写作短篇小说。写了两年时光，然后就放弃了；在我笔下，农民以及作者的各种思考都苍白乏味，只有对白写得还算成功。 从商业学校毕业后，我去了基辅，一九一五年又去了彼得堡。在彼得堡，我处境之狼狈到了惊人的地步，我没有居住权，见警察就得逃，我寄宿在普希金街一个邋遢、终日醉貌咕咚的酒保的地窖里。自一九一五年起，我开始向各编辑部投稿，可到处都将我拒之门外，所有的编辑（如已故的伊兹玛依洛夫和波肖等）都劝我去找家店铺当伙计，可是我没有听他们的话，我于一九一六年年底，去见了高尔基。这下见对了——我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这次会见，直至今天我每提起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的名字，就满怀爱戴和感激之情。他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号的《年鉴》上第一次刊发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因为这几个短篇小说，我被追究刑事责任，按刑法一〇〇一条），他教会了我不少极为重要的东西，后来的事态表明，我的两三篇青年习作还过得去，不过是侥幸而已，我在文学上不可能有出息，我写得非常蹩脚，于是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打发我到人间去。 这一去就是七年，由一九一七年直至一九二四年。在这些岁月里，我先后在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在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度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省委等部门服务，在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任印刷出版编辑，在彼得堡和梯弗里斯任采访记者，等等。直到一九二三年，我终于学会了怎样明了地表达我的思想，而又写得不太冗长。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 因此我把我文学工作的起始之日定在一九二四年初，那时《列夫》杂志第四卷刊出了我的短篇小说《盐》、《家书》、《多尔古绍夫之死》、《国王》等。 伊萨克·巴别尔 泅渡兹勃鲁契河 六师师长电告，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市已于今日拂晓攻克。师部当即由克拉毕夫诺开拔，向该市进发。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 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而荞麦则宛若处子，伫立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逶迤西行，离开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桥梁都已毁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有人眼看要没顶了，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深夜，我们抵达诺沃格拉德市。我在他们拨给我住的那间屋里，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还有一个犹太男人贴着墙正蒙头大睡。在他们拨给我住的这间屋里，几个柜子全给兜底翻过，好几件女式皮袄撕成了破布片，撂得一地都是，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瓷器，每年过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 “打扫一下，”我对那女人说，“你们怎么过日子的，这么脏，一家子好几口人……” 两个犹太男人应声而动。他们穿着毡底鞋，一蹦一跳地走动着，收拾起掉在地上的垃圾。他们像猴子那样不发一声地蹦跳着，活像玩杂耍的日本人，他们的脖子一个劲地转动，都鼓了起来。他们把一条破烂的羽绒褥子铺在地板上，让我靠墙睡在第三个犹太人身旁。怯生生的贫困在我们地铺上方汇聚拢来。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住它亮晶晶、无忧无虑、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 我揉着肿胀的腿，躺到破褥子上，睡着了。我梦见了六师师长。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牡马追赶旅长，朝他的眼睛连开两枪。子弹打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到地上。“你为什么带着你的旅掉转枪头？”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着脑袋瓜开花的旅长怒吼道，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原来那个孕妇在用手指摩挲我的脸。 “老爷，”她对我说，“您在梦里又是叫又是踢。我这就给您的地铺挪个角落，省得您踢着我爹……” 她的两条骨瘦如柴的腿，支着她的大肚子，打地板上站了起来。她把那个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掀开。只见一个死了的老头儿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他的喉咙给切开了，脸砍成了两半，大胡子上沾满了血污，藏青色的，沉得像块铅。 “老爷，”犹太女人一边抖搂着褥子，一边说，“波兰人砍他的时候，他求他们说：‘把我拉到后门去杀掉，别让我女儿看到我活活死去。’可他们才不管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是在这间屋里断气的，临死还念着我……现在我想知道，”那女人突然放开嗓门，声震屋宇地说，“我想知道，在整个世界上，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 [1]有两处地方称沃伦。一是沃伦台地，古时属波兰立陶宛王国，沿德涅斯特河左岸分布，地表为河谷所切割，呈长丘、干沟地形。一是沃伦领地，系公元九世纪至十八世纪历史地区，地届今乌克兰及波兰交界处。​[2]逾越节是犹太人的新年，在犹太历正月十四日白昼及其前夜。​ 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 昨天我拿着报告去见政治委员，他住在一名外逃的天主教教士家里。耶稣会女管家艾丽扎太太在这名教士家的厨房里接待我。她请我用琥珀色的茶和牛奶饼干。她的饼干有一股子耶稣受难十字架的气味。其中还有狡狯的汁水和梵蒂冈香气四溢的狂怒。 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艾丽扎太太晃动着一头精心梳理过的白发，不停地给我添饼干，我享用着耶稣会的甜食。 这个波兰老妇人称我为“老爷”，厨房门外，笔直地站立着几个灰不溜丢的老头儿，他们的耳朵一色都僵硬了。在蛇一般阴险的暗处，有件修士的长袍像蛇行一般游动。神甫逃跑了，不过把他的助祭罗姆阿里德先生留了下来。 罗姆阿里德是个阉割派教徒，身体肥硕，讲起话来瓮声瓮气，讨好地称我们为“同志”。他用黄不棱登的手指头在地图上比画着波兰毁于战火的地带。他历数着他祖国的创伤，亢奋得连声音都嘶哑了。但愿一过性遗忘症让这个心狠手辣地出卖我们，又叫人随手毙了的罗姆阿里德丧失记忆吧。然而在那个夜晚，他那件紧身的长袍曾在所有的门帘旁飘动，兴冲冲地扫过所有的过道，并且对所有想喝酒的人示以微笑。在那个夜晚，这个修士的影子寸步不离地潜伏在我身后。他，罗姆阿里德先生，原本可以成为一名主教，要是他不当奸细的话。 我和他一起喝着罗姆酒，天主教教士的住宅虽已百孔千疮，形同废墟，可那种见所未见的生活方式的气息仍在其中回荡，而罗姆阿里德谄媚的谀辞则听得我筋骨为之酥软。什么耶稣受难十字架，其作用像交际花的护身符，写有罗马教皇训谕的羊皮纸和藏在女人蓝色丝坎肩内的那些已经霉烂了的信札一样不足道哉！…… 我从这儿看清了你，你是个披着紫袍、不守清规的修士，你的两手是虚肿的，你的心是软弱而又残忍的，就像猫的心，看清了你那个主的伤口，从那儿流出的是精液，是让处女醉倒的芬芳毒液。 我们喝着罗姆酒，等着政治委员，可他迟迟未从师部回来。罗姆阿里德倒在角落里睡着了。他虽说睡着了，却仍提心吊胆。而在窗外的果园内，在充满激情的黑森森的果园内，在充满激情的黑森森的天空下，林荫道正在融化。充满渴念的玫瑰在黑暗中颤动。苍穹中燃烧着绿色的闪电。一具被剥光了衣服的尸体横在斜坡下。月光顺着尸体那两条掰开来向上跷起的腿缓缓流动。 瞧，这就是波兰，这就是波兰立陶宛王国桀骜不驯的苦难！我，一个靠暴力闯入的异邦人，在神甫丢弃的圣殿内把一条满是虱子的褥垫铺开，将那本硕大无比的颂书垫在头下，里边颂扬的是无上尊荣的圣明的元首约瑟夫·毕苏斯基。 饥寒交迫的大军朝你古老的城市蜂拥而来，啊，波兰，全世界的奴隶团结起来的歌声响彻你这些城市的上空，你要倒霉了，波兰立陶宛王国，你要倒霉了，昙花一现的拉吉维尔公爵，萨佩基公爵！…… 我的政治委员还没来。我去师部、果园、教堂里找他。教堂的大门大敞四开，我踏进教堂，迎面看到两块雪白的头盖骨在一口破棺材的盖子上燃烧。吓得我直往地底下，往地下室钻去。地下室内有把橡木梯子通向祭坛。我昂头望去，见到高处，几乎就贴着拱顶，有火光在移动。我看到了政治委员、特务科科长和手里拿着火把的哥萨克们。他们听到了我微弱的呼救声，把我带出了地下室。 头盖骨原来是教堂灵柩台上的雕塑品，这就吓不着我了，我们大家继续搜查，搜查的起因是在那名天主教教士的寓所内发现了一大堆军装。 我们手持蜡烛，搜查这幢发出回音的建筑，彼此压低声音交谈，脚上的马刺碰得嚓嚓直响，翻袖口上绣的马头闪烁着亮光。好几尊嵌有宝石的圣母用她们像老鼠一样淡红色的眼珠注视着我们的行踪，火苗在我们的手指间抖动，把一块块黑影投到圣彼得、圣方济各、圣温采特的塑像上，投到他们红彤彤的面颊上和涂有洋红的鬈曲的大胡子上。 我们在各处翻寻。我们的手指揿下了一个又一个骨制的按钮，但见一个又一个圣像分成两半，移动开来，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发了霉的地下室。这座教堂年代久远，有许多秘藏。它金碧辉煌的墙壁内有不少暗道、壁龛和开启时没有一息声音的暗门。 啊，那名天主教士真是愚不可及，他竟在救世主的钉子上挂满了本堂女教徒的乳褡。我们在圣障后面找到了一箱金币、一羊皮袋纸币和巴黎珠宝匠制作的不少首饰盒，里边全是祖母绿的戒指。 后来我们聚在政治委员的屋里数钱。金币摞成了一根根柱子，纸币堆成了一方方毯子，一阵风朝烛火刮来，艾丽扎太太的眼睛里射出乌鸦般贪婪的疯狂，罗姆阿里德发出声震屋宇的狂笑，发疯了的打钟人罗巴茨基先生狂乱地敲着钟，乱鸣的钟声没有一刻停息过。 “走，”我对自己说，“离开这些个叫大兵诱惑得一个劲丢媚眼的圣母……” [3]一五六九年，波兰与立陶宛联合为统一国家，至一七九五年解体。​[4]约瑟夫·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社会党活动家，二十世纪波兰复国运动的首脑。一九一八年任新生波兰的首任总统（1918-1922），期间曾与苏联交战，一九二二年后任波军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等职，据说在波兰被视为民族英雄。​[5]拉吉维尔家族十四世纪为立陶宛大公国的公爵世家，尔后为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公爵世家，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为俄国和普鲁士的公爵家族。​[6]萨佩基家族自十七世纪起为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国的公爵家族。​[7]哥萨克是一个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上的游牧社群。​ 家书 这是我们收发室那个叫库尔丘科夫的男孩子向我口授，由我代书的一封家书。这封信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我全文抄录了下来，一字未改，完全保留了本来面目。 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本函首先急于告诉您的是托上帝的福，我还活着，而且身体健康，我希望从您那儿也能听到同样的话。我向您深深地鞠躬，而且是一躬到底，此外，还向…… 下面他开列了一大堆亲戚、教亲和干亲的名字。我们就从略了。全文从第二段起照抄不误。 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库尔丘科娃，我急于函告您，我现在加入了布琼尼同志的红色骑兵军，您的干亲家尼康·瓦西里耶奇也在这里。如今他已当上了红色英雄。他把我调到他手下，我们在政治部收发室负责向前沿阵地分发书籍和报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莫斯科消息报》、《莫斯科真理报》和我军的军报《红色骑兵报》。《红色骑兵报》是嫉恶如仇的报纸，前沿阵地的每个战士都盼着看它，看过后就会雄赳赳气昂昂地去砍杀卑鄙的波兰小贵族。我在尼康·瓦西里耶奇手下，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求您尽可能多给我邮点吃的来吧。求您把那头花斑公猪宰了，打成邮包，寄到布琼尼同志的政治部，写明交瓦西里·库尔丘科夫收。每天晚上我躺下睡觉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叫，又没衣服盖，冻得浑身发抖。请您来封信吧，告诉我，我的斯捷普卡活着还是嗝儿屁了，求您好好照料它，写封信来告诉我——它绊蹄伤了的那条腿好了还是没好，还有它两条前腿上的疥疮好了吗，给它钉马掌没有？我求您，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天天都给它用肥皂洗前腿，我留了块肥皂在家里，搁在圣像后边，要是叫爹用光了，就劳驾您上克拉斯诺达夫去买一块，您做了好事，上帝不会抛下您不管的。我还要告诉您，这儿是个穷地方，庄稼汉为了逃避我们这些红色勇士，全都牵着马躲到树林里去了，这儿小麦种得很少，长势不好，稀稀拉拉的，我们看了都笑痛了肚子。这儿的庄户人种黑麦，也种我们那种燕麦。这儿的啤酒草全用木架撑起，因此长势很好，当地人用这种草酿私酒。 在本函的这一段，我急着要跟您谈谈爹的事，谈谈一年前他老人家怎样杀死了我哥哥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科尔丘科夫。我们巴甫利钦柯的红色骑兵旅向罗斯托夫市发起进攻时，部队叛变了。当时爹在邓尼金部队里当连长。有人见到他老人家，说他老人家身上挂满勋章，跟在旧制度下一样。由于那次叛变，我们全都成了俘虏。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哥哥叫爹发现了。爹就动手宰割费奥多尔哥哥，一边割，一边骂：“浑球”，“红色狗腿子”，“狗娘养的”，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脏话，他一刀一刀割，直割到天黑，费奥多尔·季莫菲伊奇哥哥才断气。当时我写了封信禀告您，您儿子坟头上没有立十字架。可这封信叫爹给截住了，他拷问我，破口大骂：你们全是你娘的崽子，全是那个浪货的贱种，我操大了你娘的肚子，今后还要操大她肚子，我的生活给毁了，为了正教，我要把我的骨肉一个不留地干掉，还骂了其他许许多多脏话。我在他那里受的罪，跟救世主耶稣基督受的罪一模一样。幸好我很快就逃脱了爹的毒手，回到了巴甫利钦柯同志的骑兵旅，回到了自己的部队。我们旅奉命去伏龙涅什休整，补充人员和给养。我们在那里补充了人员，还补充了马匹、被服、枪支，以及一切应该发给我们的东西。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我可以给您形容一下沃龙涅什，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城，比克拉斯诺达尔要大些，城里人一个个都长得特别漂亮，还有条小河可以洗澡。我们每人每天配给两磅面包、半磅肉和相当多的糖，所以一起床就能喝加糖的茶，连吃晚饭时也能喝到糖茶，我们已经忘掉忍饥挨饿是怎么回事了，每天午饭我上谢苗·季莫菲伊奇哥哥那儿去吃煎饼或者烤鹅，随后就躺下来睡午觉。那时谢苗·季莫菲伊奇由于作战勇敢，全团上下一致拥戴他当团长，于是布琼尼同志下达了委任状，发给他两匹战马、一套上等军服，拨一辆大车供他专用，替他运箱笼包裹，还授予他一枚红旗勋章，而我呢，作为他的弟弟，只能鞍前马后地为他工作。如今哪个街坊邻居胆敢欺侮你，那么谢苗·季莫菲伊奇就可以要他的小命。后来我们开始追歼邓尼金将军，杀死了他成千上万的人，把他的部队逼入黑海，可是上哪儿也没见到我爹，谢苗·季莫菲伊奇因为太舍不得费奥多尔哥哥了，所以搜遍所有的阵地，捉拿他老人家。可是，亲爱的妈妈，您是知道我爹是什么样的人的，您知道他的性子有多犟，瞧他都干了些什么，不要脸的，竟把红胡子染成了黑胡子，黑得像老鸦那样，他换了便装，躲在迈伊科普市，因此没有一个居民认出他就是旧制度下那个最歹毒、杀人不眨眼的警官。可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有一天，您那个干亲家尼康·瓦西里耶奇偶然在一个居民家里看见了他，就给谢苗·季莫菲伊奇去了封信。我们——我、谢苗哥哥和队里一些自告奋勇的小伙子，立刻跨上战马，一口气跑了两百俄里，前去追捕他。 我们在迈伊科普市都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后方一点儿不支持前方，到处都在叛变，就像在旧制度下那样，大街小巷里都住着犹太人。谢苗·季莫菲伊奇在迈伊科普市跟犹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他们不肯交出爹，便把他关进了监狱，加以监护，他们说，已接到命令不杀俘虏，您别生我们的气，我们会审判他，他会受到应有的惩处。可是谢苗·季莫菲伊奇还是降服了他们，他用真凭实据证明他是堂堂的团长，还拿出了布琼尼同志亲自授予的全部红旗勋章，谁要是胆敢替爹狡辩，不把人交出来，他就把谁一刀砍死，有几个砍几个。部队里的小伙子也这么威逼说。谢苗·季莫菲伊奇终于抓到了爹，一抓到便用鞭子抽他，还让所有的士兵在院子里排列成战斗队形。这时谢苗把水泼到我爹季莫菲伊·罗奇翁奈奇的络腮胡子上，只见颜色顺着胡子淌了下来。于是谢苗问季莫菲伊·罗奇翁奈奇： “爹，落到我手里好受吗？” “不好受，”爹说，“我要遭罪了。” 于是谢苗问他：“那么费奥多尔呢，他落到您手里，叫您一刀刀宰割，他好受吗？” “不好受，”爹说，“费奥多尔遭殃了。” 于是谢苗问他：“爹，您想过没有，您也会遭殃？” “没有，”爹说，“我没想到我会遭殃。” 于是谢苗转过身子对大家说：“可我想到，要是我落到爹手里，您决不会饶我。现在，爹，我们就来结果您的性命……” 这时，季莫菲伊·罗奇翁奈奇便冲着谢苗破口大骂，又是骂娘，又是骂圣母，还扇了谢苗一耳光，就在这时谢苗把我支出院子，所以，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费奥多罗芙娜，我没法给您形容爹是怎么给结果掉的，因为我给支出了院子。 这件事以后，我们驻扎在新罗西斯克市。我可以谈谈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后边已没有陆地，只有水，那是黑海，我们在这个城里一直待到五月，然后被调往波兰战线，狠命地杀波兰人…… 您亲爱的儿子瓦西里·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就此搁笔。好妈妈，请您好好照料斯捷普卡，您做了好事，上帝是不会抛下您不管的。 这就是库尔丘科夫的家书，一字未改。我写完后，他拿过信去，贴肉揣在怀里。 “库尔丘科夫，”我问那孩子，“你父亲凶吗？” “我的父亲是条恶狗。”他忧伤地说。 “母亲要好些吧？” “母亲还可以。要是您有兴趣，这是我们的合家欢……” 他把一张磨损了的照片递给我，上面照得有季莫菲伊奇·库尔丘科夫，是个腰圆膀粗的警官，戴一顶警官制帽，一部络腮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笔直地站在那里，高高的颧骨，一双淡颜色的眼睛虽然有神，却显得愚昧。他身旁的竹椅上，坐着一个瘦小的农妇，穿一件加长了的上衣，长着一张肺痨病患者那种发亮、怯生生的脸。墙边紧挨着外省照相馆里那种土里土气的绘有花和鸽子的背景前，耸立着两个小伙子——身材高大得出奇，呆头呆脑，大脸盘，暴眼珠，泥塑木雕似的站着，好像是在听训。这是库尔丘科夫家的两兄弟——费奥多尔和谢苗。 战马后备处主任 村里怨声载道。骑兵部队在此征粮和交换马匹。骑兵将他们奄奄一息的驽马换成干农活的使役马。这无可指责。没有马匹就没有军队。 然而要农民认识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农民纷纷聚集到队部外面哄闹。 他们手里牵着依靠缰绳支撑、虚弱得走一步要晃几下的皮包骨头的老马。庄稼汉们，这些个养家活口的人遭此劫难，不由得恶向胆边生，然而又深知这胆子是支持不了多久的，所以急于一泄心头怨愤，便口无遮拦地詈骂部队的首长、上帝和自己可怜的命运。 参谋长Ж全身戎装站在门廊下。他眯上浮肿的眼皮，以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听取庄稼汉们告状。其实他专心的程度没有超过敷衍一步。他像一切饱经世故、累得精疲力竭的官员一样，善于偷个闲，停止一下脑力活动。每逢短暂的闲适时刻，我们的参谋长总是借机休整一下他那部用旧了的机器。 这回跟庄稼汉们打交道时也一样。 他冷眼旁观他脑袋瓜里原先的一团乱麻，如何在庄稼汉们七嘴八舌、不顾死活的怨詈声的伴奏下，理成清晰、有活力的思维。他在等一个必要的间歇，抓住庄稼汉们的最后一滴眼泪，哼哼哈哈打一番官腔，随后就回队部去工作。 可这回连哼哼哈哈都不用劳他大驾了。只见一个红脸膛灰白唇髭的汉子，披着黑斗篷，穿着缀有银饰带的大红灯笼裤，骑着一匹火红色的盎格鲁阿拉伯骏马，飞马来到门廊下，此人就是原先杂技团的大力士，如今战马后备处主任奇亚科夫。 “向老实巴交的泥腿子致以修道院长的祝福！”他一边高喊，一边勒住疾驰中的坐骑，就在这一瞬间，一匹哥萨克换下来的连毛都没剩下几根的劣马摔倒在他的马镫下。 “首长同志，瞧，”一个庄稼汉拍打着自己的裤子，大喊道，“瞧你的弟兄换给我们的是什么……你看见了吧，换给我们的是什么？你倒来使唤使唤它……” “像这匹马，”这时奇亚科夫一字一顿地讲了起来，字字都掷地作金石声，“像这匹马，老兄，你完全有权去战马后备处领取一万五千卢布，如果这匹马的情况更妙些的话，那么，亲爱的朋友，你就可以到战马后备处去领取两万卢布。不过，马倒了下去，这个数目的钞票是不够补偿的。可要是马倒了下去又站起来，那么这匹马仍然是——马；反过来，要是它站不起来了，那么就不再是马了。不过，顺便说一句，我看这匹母马身子骨还挺结实，准能站起来……” “嚄，主呀，我大慈大悲的老天爷呀！”那庄稼汉挥了挥双手，“它，这个可怜见的，怎爬得起来……它，这个可怜见的，死定了……” “老兄，你小看了这匹马。”奇亚科夫深有把握地回答说，“老兄，你这是在亵渎这匹马，”他一边说，一边将他大力士式的魁乎其伟的身躯跨下马鞍。他伸直膝部绑有皮带的漂亮的双腿，像在舞台上一样，神气活现、麻利地朝那头奄奄一息的畜生走去。那畜生将它一只又大又黑的暴眼球忧伤地盯着他，不由得将他红彤彤的手掌上一道无形的命令咽下了肚去。这匹浑身乏力的马顿时感觉到了由这个灰白唇髭、神采飞扬、英姿勃勃的罗密欧身上传来的神力。这匹只剩下一口气的马感觉到鞭子正令它难以忍受地威逼着抽打它的腹部，它晃动着头，软瘫无力的四蹄打着滑，慢腾腾、小心翼翼地爬将起来。这时我们大家都看到一只细皮白肉的手由飘动的袖子里伸出来，一把抓住肮脏的马鬃，鞭子像雨点一般嗖嗖有声地落到鲜血淋淋的马肋上。气息奄奄的马浑身打着战，站了起来，一双像狗一样忠诚、胆怯、恋主的眼睛紧盯着奇亚科夫。 “这么说，是匹马，”奇亚科夫对那个庄稼汉说，随后又和颜悦色地补充说，“可你还要告状，老兄……” 战马后备处主任把缰绳扔给勤务兵，一步就跨了四级台阶，只见他身上戏装般的斗篷飞舞了一下，便消失在队部里了。 潘·阿波廖克 潘·阿波廖克美不胜收、充满智慧的生活，好似陈年佳酿，令我醉倒。在诺沃格拉德-沃伦斯克，在这座仓促攻陷的城市内东倒西歪的断垣残壁间，命运将一部遁世的福音书扔到了我脚下，我发誓要以潘·阿波廖克为楷模，把像蜜一样甜的想象中的仇恨，对于像猪狗一样的人痛心的蔑视，默默、快慰的复仇之火，奉献给我新的誓愿。 在那名外逃的天主教教士家里，墙上高挂着一幅圣像画，上书“施洗者之死”。我一眼看出施洗约翰的像是照我见到过的一个人画的。 我至今记得：夏晨的寂静犹如蜘蛛网般漫延于明亮、挺立的四壁间。一道笔直的阳光直射圣像画的台座。只见点点亮闪闪的尘埃飞舞于光柱之中。约翰颀长的身躯从壁龛深处径直朝我扑将下来。这个骨瘦如柴的丑陋而又严酷的身躯上，庄重地披着黑斗篷。斗篷的圆纽扣上滴下闪闪发亮的鲜血。约翰的脑袋被人从皮开肉绽的脖子上斜砍了下来，盛放在由一名兵士用粗大、蜡黄的手指紧紧捏住的盘子里。死者的脸我觉得眼熟。这个秘密使我的心为之一震。盛放在盘子里的死者的脸原来是照那个出逃的教士的助祭罗姆阿里德先生画下的。从他龇着大牙的嘴巴里游出一条小蛇，多彩的蛇鳞亮光闪闪。蛇头呈柔和的粉红色，烘托得斗篷益发黑了。 画家的技法及其阴郁的构思令我惊叹。更令我惊叹的是第二天我看到的挂在老教士的女管家艾丽扎太太双人床上边的那幅面颊绯红的圣母像。两幅画上盖着相同的印章。圣母的脸庞满是赘肉——完全是艾丽扎太太的写照。这下我已接近诺沃格拉德市圣像画之谜的谜底了。这谜把我引至艾丽扎太太的厨房，每到夜晚，古老的农奴制下波兰的幽灵们，便以一个疯画家为首，聚集到这个菜香扑鼻的厨房间来。然而潘·阿波廖克，这个使城郊的村镇住满天使、使犹太佬瘸子雅涅克跻身使徒行列的画家，果真是疯子吗？ 他是在三十年前一个阴霾密布的夏日，由瞎子戈特弗利德引路，来到这个地方的。这对朋友——阿波廖克和戈特弗利德——走进离城两里路、开在罗夫涅公路旁的什麦列尔小酒店。阿波廖克右手提着颜料箱，左手牵着双目失明的手风琴手戈特弗利德。两人打有铁钉的皮鞋发出悦耳的声音，给人以宁静和希望。阿波廖克细脖子上围着条金丝雀羽毛色的围巾，瞎子头上戴着顶罗蒂尔产的帽子，上面晃晃悠悠地插着三根巧克力色的羽毛。 两个来人把颜料箱和手风琴搁在小酒店的窗台上。画家解开脖子上的围巾，那围巾长得好似集市上的魔术师变出来的带子，怎么也见不到头。后来他走到院子里，脱光衣服，把冰凉的水泼到自己又干又瘦的粉红色身体上。什麦列尔的妻子给两个顾客端来了葡萄干酒和一钵米馅肉卷。戈特弗利德吃饱后，把手风琴搁到自己瘦骨嶙峋的膝盖上，舒了口气，将头向后仰去，移动起他枯瘦的手指来。于是海德尔堡的乐曲声便响彻这家小酒店的四壁之间。阿波廖克用发颤的嗓音随着瞎子的琴声唱了起来。此情此景，仿佛把圣英捷吉尔达教堂的管风琴搬进了什麦列尔的小酒店，由两个披着花里胡哨的棉披肩、穿着打了铁钉的德国皮鞋的缪斯，并肩坐在管风琴上弹奏。 两个顾客一直弹唱到夕阳衔山。两人把手风琴和颜料箱放进麻袋收好，随后，潘·阿波廖克朝小酒店老板娘勃拉伊娜深深一躬，把一张纸递给她。 “好心的勃拉伊娜太太，”他说道，“请接受一名流浪画家、教名为阿波利纳里亚的基督徒给您画的肖像，这既是我们穷苦人心意的表示，也是您乐善好施的证明。要是耶稣基督让我多活几年，并且使我的技艺有所长进，我一准回来给这张肖像上色。我会在您的发辫上缀满珍珠，在您胸前挂上绿宝石的项链……” 只见那张不大的纸上，用红笔——柔软得像黏土一样的红笔——画下了勃拉伊娜太太在红褐色头发的簇拥下笑盈盈的脸庞。 “我的钱呢！”什麦列尔一看到妻子的画像便叫了起来。他操起根棍子，拔腿就去追那两名吃白食的人。可追到半路上，小酒店老板什麦列尔想起了阿波廖克给冷水冻红的身子，小酒店院子里的阳光和宁静的手风琴声，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便扔掉棍子，踅回家去了。 翌日早晨，阿波廖克把慕尼黑美术学院的毕业证书和十二幅以《圣经》为题的画呈交那位诺沃格拉德市的天主教教士过目。这十二幅画是用油彩画在薄薄的柏木片上的。于是这位神甫看到自己的桌子上出现了紫红色的圣衣，苍翠欲滴的田野和巴勒斯坦平原上五彩缤纷的屋宇花木。 潘·阿波廖克笔下的整个一组笑容满面、傻态可掬、鹤发童颜的老者，全都置身于绫罗绸缎和盛大的晚宴之中。 当天，潘·阿波廖克就得到为新教堂绘制壁画的邀请。神甫在喝过法国蜜酒后向画家发出了这个邀请。 “圣母马利亚，亲爱的潘·阿波利纳里亚，真不知您的大恩大惠怎么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阿波廖克废寝忘食地画着，一个月还不到，新的殿堂里已满是羊群咩咩的叫声、尘埃点点的金色落霞和乳牛麦秆色的乳头。磨破了皮的水牛套在轭下，红脸的牧羊犬跪在羊群前面，系在棕榈树笔直的树干间的摇篮里躺着胖嘟嘟的婴儿。摇篮由方济各会修士褐色的粗布袍子围住。一群星相家个个都有发亮的秃顶，脸上布满充血的皱纹，活像是一条条伤痕。在星相家中间画有利奥十三世像老婆子那样的脸，脸上挂着狐狸般狡狯的笑，那位诺沃格拉德教士本人也在星相家中间，他一手数着中国雕花念珠，另一只空着的手在为新生的耶稣祝福。 整整五个月，阿波廖克像是钉牢在他的高脚木凳上似的，在殿壁旁、拱顶下和敞廊上忙活。 “亲爱的潘·阿波廖克，您有画熟人的癖好。”教士得知阿波廖克把自己画成星相家，把罗姆阿里德先生画成砍下脑袋的约翰后，有一回这么说道。这位老神甫微微一笑，命人给正在拱顶下忙碌的画家端一大杯白兰地去。 后来阿波廖克又先后完成了《最后的晚餐》和《受石崩之惊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两幅壁画。有个礼拜天，他揭开了遮没壁画的布幔。教士邀请各界名流前来参观，他们看出画中的使徒保罗是犹太佬雅涅克，而画成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竟然是那个父母不明、自己又生有一大群流浪儿的犹太姑娘艾丽卡。社会名流要画家把这些亵渎圣灵的画遮盖起来。可是阿波廖克并没有遮没绘有壁画的墙壁。 于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战争爆发了，一方是整个实力强大的教会，而另一方是玩世不恭的圣像画师。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十年。这事差一点把无忧无虑、随和的画家推上新的邪教创始人的地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便会成为罗马教会暧昧、动乱的历史上最不可理喻的可笑斗士，一个终日醉貌咕咚、怀里抱着两只白鼠、兜里揣着一捆细画笔、走东村串西村的斗士。 “画一幅圣母像给十五个兹罗提，画一幅圣母一家的合家欢给二十五个兹罗提，画一幅最后的晚餐，把购画人的亲属都画进去，给五十个兹罗提。还可以把购画人的仇家画成加略的犹大，不过要外加十个兹罗提。”阿波廖克被逐出新落成的教堂后，便向四郊的农民兜售他的画作。 买他画的人络绎不绝。一年后，日托米尔的主教因诺沃格拉德的那位教士一再写信来气呼呼地向他告状，便派了一个委员会前往调查。委员会在最贫穷的臭烘烘的农舍里，也都看到了这类假冒圣灵、荒唐的合家欢，画得那么朴素，那么活灵活现。一个又一个约瑟全都把自己花白的头发梳成二分头；一个又一个耶稣，全都把头发抹得油光锃亮，一个又一个马利亚全都掰开两条腿，全都是生育了一大群子女的村妇——这些圣像画全都挂在农舍内上座的上方，全都由纸花做成的花环围绕。 “你们还活着，他就叫你们成了圣徒！”杜布纳和新康斯坦丁教区的副主教朝庇护阿波廖克的人群吼道，“他用圣徒非凡的特征装点你们，可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不遵守教规的人，是私酒酿造者，是贪婪的放债人，是伪秤的制造者，是出卖亲身女儿童贞的无耻之徒！” “神甫大人，”于是瘸腿的赃物收购者兼墓地守卫维托尔捷反驳副主教说，“您对无知无识的老百姓说的这些话，无上慈爱的主会认为其中有真理吗？潘·阿波廖克那些满足了我们的自豪感的图画中所包含的真理，不比您那些充满诽谤和憎恨的话中的真理来得多吗？” 人群的怒吼吓得副主教拔腿就逃。四郊的人心威胁着教堂神职人员的安全。那个被聘来顶替阿波廖克的画家不敢把艾丽卡和瘸子雅涅克涂掉。直到今天仍可在诺沃格拉德教堂的侧祭坛上看到他俩：被画成使徒保罗的畏畏葸葸地瘸着一条腿、满脸一绺绺黑胡子的二流子农夫雅涅克和被画成抹大拉的那个疯癫、形销骨立、腰肢细小、双颊凹陷的荡妇艾丽卡。 跟教士的冲突持续了三十年，后来，哥萨克的汛水把这个老修士从他香烟缭绕的石筑巢穴里撵了出去，于是阿波廖克——命运真是无常呀！——又搬回到艾丽扎太太的厨房里。于是我这个匆匆的过客一到晚上便可如饮甘露地听他神聊。 他都聊些什么？聊富有浪漫气息的小贵族时代，聊娘们儿的宗教狂热，聊能工巧匠路加·德尔·拉比奥，聊伯利恒的木匠一家。 “文书先生，我讲给您听一个……”晚饭前，阿波廖克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好，”我回答说，“好，阿波廖克，我想听……” 但是教堂差役罗巴茨基先生，一个性情刻板、愚昧无知、骨瘦如柴、耳大如驴的人，就坐在我们近旁。他一言不发，铁青着脸，敌视着我们。 “先生，我讲给您听，”阿波廖克压低声音说，把我拉到一旁，“马利亚的儿子耶稣曾经娶了耶路撒冷的一个平民姑娘吉波力为妻……” “噢，你这个家伙！”这时罗巴茨基先生气得叫了起来，“你这个家伙不得好死……会给众人活活打死的……” “吃过晚饭后，”阿波廖克悄没声儿地说，“文书先生愿意听的话，吃过晚饭后……” 我愿意听。我让阿波廖克故事的开头吊足了胃口，在厨房里踱来踱去，只等那个好时刻到来。窗外夜色四合，像是立着根乌黑的塔柱。窗外生气勃勃、黑森森的果园冻僵了。月光下，通至教堂的路像是一条闪亮的乳白色水流在流淌。大地覆盖着朦胧的光。亮闪闪的果实好似项链挂在灌木树上。百合花的香味洁净而又馥郁，犹如酒香。这阵阵清新的毒气扼住了炉灶油腻、滋滋发响的呼吸，驱散了洒在厨房各处的云杉枝满含树脂的闷气。 阿波廖克打着玫瑰红的蝴蝶结，穿着玫瑰红的磨损了的裤子，在他的角落里忙碌，活像一头驯良而又气度文雅的野兽。他的画桌上沾满了胶水和油彩。这老头作画时动作幅度小，频率快，从他的角落里传出轻轻的细碎的声音。那是老头儿戈特弗利德在用他颤抖的手指打点子。这个瞎子一动不动地坐在昏黄的如油彩般的灯光下。他歪着谢了顶的脑袋，在谛听他这个盲人永无休止的音乐和生死之交阿波廖克的嘟哝。 “……凡是神甫们讲给您听的，《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上写的都不是真情……然而我可以把真情向文书先生揭示，文书先生要是肯出五十马克，我可以给您画一幅肖像，采用傻乎乎的法兰西斯的形象，背景是蓝天绿地。完完全全是圣法兰西斯。如果文书先生在俄国有未婚妻的话……女人都喜欢傻乎乎的法兰西斯，虽说并非所有的女人，先生……” 就这样，在弥漫着杉树气味的角落里，开始讲起了耶稣和吉波力成婚的故事。据阿波廖克说，这个姑娘原已有新郎。新郎是个年轻的以色列人，经营象牙生意。可是吉波力的新婚之夜却在困惑和眼泪中断送了。当她看到新郎一步步朝她的合欢床走近时，她吓得魂飞魄散。她的一个饱嗝撑开了她的喉咙，她在婚宴上吃下去的所有东西顺势统统吐了出来。这事丢了姑娘的脸，丢了她父亲、母亲和整个家族的脸。新郎撂下她，招来所有宾客，将她挖苦了一番，便拂袖而去。耶稣看到这个渴望丈夫又惧怕丈夫的女人苦恼万分，便披上婚服，满怀怜悯地同躺在呕吐物上的吉波力交合了。事毕后，吉波力眉飞色舞地跑到客人面前，大声地谈这事，为自己童贞已破、成了妇人而洋洋自得。只有耶稣一人站在一边。他的身体给榨干了，痛苦像蜜蜂一样蜇着他的心。谁也没有注意他，他离开大张筵席的大厅，逃往犹地亚以东的沙漠，约翰正在那里等他。于是吉波力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那孩子在哪里？”我叫了起来。 “神甫们把他藏了起来。”阿波廖克傲然说道，将他的一根细小、怕冷的手指指着他自己，指着他这个醉汉的鼻子。 “画家先生，”罗巴茨基猛地从暗中站了起来，牵动着他那对灰耳朵，吼道，“你胡诌些什么？亏你想得出来……” “是呀，是呀，”阿波廖克缩拢身子，一把抓住戈特弗利德，“是呀，是呀，先生……” 他拖着瞎子朝门口走去，但是走到门槛前放慢了脚步，用手指招呼我过去。 “傻乎乎的法兰西斯，”他向我眨了眨眼睛，轻声说，“袖管上停着一只鸟，或者是鸽子，或者是鹤鹬，随先生的意……” 说完，便和瞎子，他的生死之交，一同消失了。 “噢，真是个蠢货！”教堂差役罗巴茨基说道，“这人不得好死……” 罗巴茨基张大嘴，像猫一样打了个哈欠。我同他告别，回到我那些被洗劫一空的犹太人那里去睡觉。 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陪着它走，藉以温暖我心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和不合时宜的歌曲。 [8]潘是波兰、立陶宛等地对贵族、地主的尊称，冠于姓名前。​[9]德国地名。​[10]一八七八年至一九〇三年的罗马教皇。​[11]约瑟是耶稣的养父，业木匠。约瑟以及上文的“施洗约翰”、“抹大拉的马利亚”、“加略的犹大”、“使徒保罗”、“马利亚”及下文的“伯利恒的木匠”等均为《圣经》人物。有关他们的故事详见《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等。​[12]“伯利恒的木匠”是指耶稣的养父约瑟。​[13]法兰西斯（1181-1226），一译“方济各”，方济各会创始人。意大利呢绒商之子。一二〇五年起，与三名友人以组织新修会为号召，身穿粗布长袍，手托乞食钵，赤足前往法兰西、西班牙、摩纳哥、埃及等地劝人入会。一二〇九年获教皇批准，成立“方济各托钵修会”，一二一二年又创立“方济各第二会”，即“方济各女修会”。​[14]此处的约翰非上文的“施洗约翰”，而是耶稣的门徒。​ 意大利的太阳 昨晚我又坐在艾丽扎太太的下房里边消磨时光，头顶上是一只烤得暖烘烘的用云杉的绿枝编成的花环，身旁是一只火势很旺、劈啪作响的炉子，直到夜深人静我才回住处去。陡崖下，兹勃鲁契河静静地流淌着暗沉沉的如玻璃般的河水。 此时，成了一片焦土的城市——断柱像凶悍的老虔婆抠到地里的小手指——我觉得正在向天上升去，显得那么舒适、飘逸，好似在梦境之中。月色如洗，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向城市注泻。废墟上长了一层湿漉漉的霉菌，煞像剧院长椅的大理石椅面。我渴盼着罗密欧，那光滑如缎子的罗密欧，歌唱着爱情，从云朵后面出来，但愿此刻在侧幕后面，无精打采的灯光师已把手指按到了月亮的开关上。 蓝幽幽的马路，好似从许许多多奶头中喷出来的奶水，在我身旁流淌。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很怕见到跟我同室的西多罗夫，每天夜里，他的忧愁就像毛茸茸的爪子一样整夜抓我。幸好在这个备受月亮的乳汁折磨的夜里，西多罗夫没说一句话。他埋在书堆里忙着写东西。桌上燃着一支驼背的蜡烛，不停地冒烟，这是幻想家们凶险的篝火。我坐在一旁打盹，睡意像一群猫那样围着我蹦跳。下半夜，通信员跑来叫西多罗夫去师部，把我吵醒了。他俩走了，我走到西多罗夫写东西的那张桌子前，翻看他的书。原来是一本意大利语的自学课本，插图画的是古罗马广场遗迹和罗马市平面图。平面图上打满了点状和十字架状的记号。我俯身在写满了字的信纸上，心突突地跳着，一边掰着手指，一边偷看别人的信。西多罗夫，这个终日愁肠百结的杀人者，把我好似粉红色棉絮般的想象撕成了碎片，将我拽到了一个思维健全的疯人的走廊上。信是从第二页开始的，我不敢去翻寻开头那一页： ……一叶肺给打穿了，人多少有点儿疯了，或者用谢尔盖的话说，魂灵出窍了。可我的魂灵，这蠢东西，只知待在老地方，它动弹不了……瞧，我把话扯开去了。别插科打诨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我的良友维克多丽娅…… 我参加了三个月的对马赫诺的追击——这是一场令人疲惫不堪的骗局，别无其他……只有沃林还留在那里。沃林乔装改扮，由无政府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了列宁派。可首领却对他言听计从，一边捋平自己落满尘土、硬如钢丝的鬈发，一边从满口烂牙的嘴里堆出庄稼汉的笑脸听他讲。我现在都摸不透所有这一切里边是不是埋着包有外衣的无政府主义的种子，你们在自封的首都哈尔科夫内自封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我们是不是未能让你们这些事事如意的家伙省心。你们那些个直筒子如今不喜欢回忆在他们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时代所犯下的罪行，相反，从国家精英的高度，对这类罪行加以嘲笑——见他们的鬼去吧…… 后来，我去了莫斯科。我怎么会去莫斯科的？弟兄们为了征粮、征马之类的事欺负了一个什么人。我这个孱头出来打抱不平，遭了一顿好揍——活该。伤势倒不重，可是在莫斯科，唉，维克多丽娅，在莫斯科我给气得目瞪口呆。每天医院的助理护士给我端来的是一丁点儿稀粥。他们毕恭毕敬、一声不吱地用大盘子托着这一小钵稀粥递给我，我恨透了这该死的粥，恨透了计划外供应和计划供应的莫斯科。在苏维埃，我遇见了一小帮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是油头粉面的浮浪子弟，就是疯疯癫癫的老头儿。我带了一份现阶段的工作计划去了克里姆林宫。他们大为激赏，许我一个副职，如果我把计划加以修正的话。我没有修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把我撵到前线，撵到骑兵军当丘八，浑身散发出血腥味和尸骨的臭味。 维克多丽娅，救救我吧。国家的精英令我发疯，寂寞和无聊让我烂醉如泥。您不救我，我将未列入任何计划地死去。谁愿意一个工作人员如此无组织地死去，您不会愿意，维克多丽娅，我的永远不会成为妻子的未婚妻。瞧，又要无病呻吟了，让无病呻吟见他妈的鬼去吧…… 现在我们来讲正事。在军队里我快憋死了。因我有伤在身，所以不能骑马，也就是说打不了仗。维克多丽娅，请运用您的影响，让他们派我去意大利。我正在学意大利语，两个月后就能讲一口意大利话了。意大利的大地已在阴燃。那个国家在许多方面已经成熟。所缺的就是砰砰两枪。其中一枪可由我来打响。那里亟须打发国王去见他的老祖宗。这是至为重要的。他们的国王是个挺可亲的大叔，喜欢抛头露面，同驯服的社会党人合影，旨在让大众媒体把这些照片刊出。 您可别在中央委员，别在外交人民委员会部谈起开枪，谈起国王。他们会夸您几句，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一个幻想家。”你索性跟他们说：他病了，动辄发怒，由于无聊终日酗酒。他需要意大利的太阳和香蕉。凭功劳他是有这个资格的，或者还没有这个资格？那么就让他休养吧。如果连休养也不够格，就把他调到敖德萨的契卡去……那是个非常适宜于…… 我写得多么愚蠢，多么不自量力和愚蠢，我的良友维克多丽娅…… 意大利让我中了邪，迷住了我的心窍。一想起这个从未见过的国家，我就打心底里感到甜蜜，一如女人的芳名，一如您的芳名那么甜蜜，维克多丽娅…… 我看完信后，躺到我那张凹陷、邋遢的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隔壁屋里那个怀孕的犹太女人在哀哀地哭诉，她又瘦又长的丈夫叽叽咕咕地回答她，听起来像是在呻吟。两人在回想被洗劫一空的家私，相互责怪对方带来了霉运。后来，天快亮的时候，西多罗夫回来了。桌上的蜡烛眼看就要燃尽。西多罗夫打靴筒里又掏出个蜡烛头，心事重重地将它接到残烛上。我们的屋里黑暗、阴森，弥漫着夜间潮湿的臭气，只有那扇映满月光的窗子，亮闪闪的，给人以解脱。 他，我的令人压抑的同室，走进屋来，收起信。他伛着腰，坐到桌前，打开罗马市的画册。这本装帧精美的烫金边的画册摊立在他橄榄色的没有表情的脸前。卡皮托利尼山丘上成锯齿状的废墟和夕照辉映下的竞技场在他呈弓状的背上闪耀。一张王室的合影夹在大开本的亮闪闪的画页之间。这张合影是从小开本的日历上撕下来的，其中有和蔼、孱弱的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他黑头发的妻子、王储翁贝托和一群公主。 ……就是这样一个夜晚，彻夜传来遥远、锥心的钟声，在一片泛潮的黑暗中，有一方亮光，亮光下是西多罗夫那张死人般的脸，像是悬在昏黄烛光下的一副没有生命的面具。 [15]马赫诺（1889-1934），苏国内战争时期南乌克兰反革命首领，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二一年流寓罗马尼亚。​[16]卡皮托利尼山丘在罗马市内，有博物馆、宫殿和神庙等古迹。​ 基大利 每逢礼拜六前夕，总不由得想起旧事，于是刻骨铭心的痛苦便折磨着我的心。当年一到这天晚上，我的祖父就用他那部焦黄的大胡子去摩挲伊本·埃兹拉的书，戴花边头饰的老婆子则把瘦长的手指伸在礼拜六的蜡烛上占卜，幸福地放声嚎哭。而我那颗孩童的心便会像着了魔的浪涛上的一叶扁舟，剧烈地晃动…… 我在日托米尔市转来转去，寻求那颗怯弱的星星。在古老的犹太会堂前，冷漠的黄墙根下，蓄着先知式的大胡子，凹陷的胸前裹着受难节穿的破衣烂衫的犹太老人，出售着粉笔、蓝靛粉、灯捻…… 我走到了集市，呈现在我面前的是集市的死亡。油汪汪的贪食的灵魂已被扼杀。货摊都上了锁，路面洁无一物，活像死人的秃顶。她，那颗怯弱的星星眨巴了一下眼睛，又消失不见了…… 要到后来，在太阳坠落的那一刻，我才终于找到她。基大利的小店躲藏在一家家关门大吉的店铺和货摊之间。狄更斯呀，那天傍晚你的幽灵在哪里？要是你到这家小店来，你便可看到古代镀金的鞋子、海船的大索、古老的罗盘、鹰鹫的标本、刻有“1810年”字样的温切斯特式连珠猎枪和破铁锅。 基大利已上了年纪，五短身材，戴一副烟色眼镜，穿一件绿色的长及地板的斜襟外套。在玫瑰红的空落落的暮色中，他围着他这堆宝贝踱来踱去，搓着白净的手，捻着瓦灰色的难看的胡子，垂下脑袋，谛听着传至他耳际的无声的话语。 这家小店像是一个长大后可出息为植物学教授、富有好奇心、品学兼优的小男孩的百宝匣。这家店铺内既有纽扣，也有蝴蝶标本。人们管矮小的店铺老板叫基大利。所有店铺老板都出走了，独有基大利留了下来。他在由地球仪、颅骨和花朵标本组成的迷宫里转来转去，不时挥一下五颜六色的鸡毛掸子，把花朵标本上的灰尘掸掉。 我跟他坐在啤酒桶上。基大利把他那部狭长的络腮胡子卷拢又放开，放开又卷拢。他的高筒帽在我俩头顶上晃来晃去，像是一座黑色的塔楼。温暖的空气在我们身旁流动。天空变幻着色彩。空中好似有只瓶子翻倒了，从中淌出柔和的鲜血，于是淡淡的尸臭笼罩了我。 “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基大利就这样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那副烟色的眼镜抛来一缕缕丝带将我盘住。“我对革命高呼‘行’，我对它高呼‘行’，可它却避开基大利，一个劲儿地向前开枪，开枪……” “阳光是照不进闭着的眼睛的，”我回答老头儿说，“然而我们可以把闭着的眼睛掰开……” “是波兰人把我的眼睛闭上的，”老头儿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波兰人是恶狗。他们抓犹太人，把他们的胡子拔掉——哼，狗娘养的！可现在它，这条恶狗，挨揍了。这太好了，革命太好了！哪里料到后来，那个揍波兰人的人对我说：‘基大利，把你的留声机交我去登记……’我回答革命说：‘老爷，我喜爱音乐。’‘基大利，你并不知道你爱什么，等我朝你开枪，你就会知道你爱什么了，我不能不开枪，因为我是——革命……’” “基大利，它不能不开枪，”我对老头儿说，“因为它是——革命……” “可波兰人也开枪，我的好老爷，因为它是——反革命。你们开枪，因为你们是——革命。然而革命——是要叫天下人快活。既然要叫天下人快活，就不该让人家里有孤儿寡母。好人是办好事的。革命一应该是好人办的好事。然而好人是不杀人的。可见闹革命的是恶人。波兰人也是恶人。谁又能告诉基大利，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别何在？我过去是讲授《塔木德》的，我喜欢拉希的评注和迈蒙尼德的书。除我之外，日托米尔还有不少知书达理的人。我们，有学问的人，都扑倒在地，高呼：我们在遭难呀，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革命在哪里？……” 老头儿住口了。这时我跟他看到第一颗星星出现在银河旁。 “礼拜六快到了，”基大利傲岸地说道，“犹太人该去犹太会堂了……老爷同志，”他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只见那顶像塔楼一般的高筒礼帽在他脑袋上晃动，“你们派几个好人到日托米尔来吧。唉，我们的城市，没有吃的啦，唉，揭不开锅了！派些好心人来吧，我们会把所有的留声机都交给他们。我们不是无知无识的睁眼瞎。共产国际……我们知道什么叫共产国际。我也要共产国际，好心人的共产国际，把所有的人都登记在册，每人发给一份一类口粮。吃吧，好人儿，这下你在生活中也有自己的一份乐趣了。老爷同志，您不知道人们是就着什么吞食共产国际的……” “是就着火药吞食的，用最新鲜的血当佐料……”我回答老头儿说。 这时她——含苞欲放的礼拜六——从暗蓝色的混沌中脱颖而出，登上了她的宝座。 “基大利，”我说，“今儿是礼拜五，已经到晚上了。您上哪儿去弄一块犹太人的蜜饼儿和一杯犹太人的茶来，再在茶杯里稍稍加点儿那位已经退位的神？……” “没有，”基大利一边回答我说，一边用一把锁锁上他的百宝匣，“没有。旁边倒有家小饭馆，里边做买卖的全都是好人，不过那里早已没有东西可吃，有的只是哭声……” 他扣上绿色斜襟外套上的三颗骨制纽扣，用鸡毛掸子把自己上上下下掸了一遍，往自己柔软的掌心里泼了点水，便转身走了。他，这位五短身材、孤独、富于幻想的人，戴着黑色高筒帽，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祷告书走了。 礼拜六到了。基大利——这位空想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去犹太教会堂做祷告了。 [17]《圣经》中说，上帝训示摩西，以色列人应该劳动六天，第七天休息，称“圣日”，此乃同上帝订立的盟约，凡亵渎“圣日”者判死刑。犹太教据此规定该天为“安息日”，不举火做饭，专事敬拜上帝，称为“守安息”，犹太人以日落算作一天的开始，第七日（即“圣日”）指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18]亚伯拉罕·伊本·埃兹拉（1092/1093-1167），西班牙犹太诗人、语法学家、旅行家，精通天文学和占星术，以评注《圣经》闻名。​[19]指星期五日落后天幕上出现的标志“圣日”降临的第一颗星星。​[20]指复活节前的星期五。​[21]基大利本是古代犹太人的省长，因支持先知耶利米，被原犹太国王的族人实玛利所害。其后尚在犹太境内的犹太人逃往埃及，犹太人的自主宣告结束。后人为悼念基大利被杀，设基大利斋日。本文中“基大利”系店主的绰号。​[22]《塔木德》是犹太教口传律法集，为该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23]拉希（1040-1105），中世纪犹太教《圣经》及《塔木德》评注家。​[24]迈蒙尼德（1135-1204），犹太教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 我的第一只鹅 六师师长萨维茨基远远望见我，便站了起来，他身躯魁伟、健美得令我惊叹，他站起身后，他紫红色的马裤、歪戴着的紫红色小帽和别在胸前的一大堆勋章，把农家小屋隔成了两半，就像军旗把天空隔成两半一样。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水味和肥皂凉爽发甜的气味。他两条修长的腿活像两个给齐肩套在锃光瓦亮的高筒马靴内的姑娘。 他朝我笑了笑，用马鞭敲了下桌子，把参谋长刚开始口授的那道命令拿了过来。这道命令是下达给团长伊凡·切斯诺科夫的，令他率所部朝丘古诺夫-多勃雷沃特卡方向进发，与遭遇之敌交火，并歼灭之…… “……我将此项歼敌任务，”师长亲自动笔写下去，把一张纸都涂满了，“一并交由切斯诺科夫全权负责，而我则有权将其就地枪毙，您，切斯诺科夫同志，与我同在前线作战已非一月，对此当不会置疑……” 六师师长签了个带花尾的名字，将命令扔给了他的勤务兵，随后把他那双灰色的眼睛转向我，只见快乐在他那双眼睛里欢跳。 我将暂调我来师部的调令递呈给他。 “执行命令！”师长说，“执行命令，你想把自己安排到哪儿都行，除了前线。你有文化吗？” “有，”我回答说，对他青春的铁和花深为羡慕，“我是彼得堡大学法学副博士……” “原来是喝墨水的，”他笑了起来，大声说，“还架着副眼镜。好一个臭知识分子！……他们也不问一声，就把你们这号人派来了，可这儿会把戴眼镜的整死的。怎么，你要跟我们住上一阵子？” “住上一阵子。”我回答说，便跟着设营员去村里找个下处住下。 设营员把我的小箱子扛在肩上。我面前是环形村道，黄不棱登的，像南瓜。天上，奄奄一息的太阳正在吐出粉红色的气息。 我们走近用一排排绘有彩色花纹的原木搭成的农舍，设营员停下来，突然面带歉意地微笑着说： “我们这儿专拿戴眼镜的开涮，劝阻不了。功劳再大的人在这儿也会气得肺都炸裂。您呀，去搞一个女太太，档次越高的越好，那样就能取得战士们的好感了……” 他掮着我的箱子迟迟疑疑地走到我紧跟前，又倒退一步，心一横，跑进了第一个院场。哥萨克们正坐在干草上相互修面。 “喂，战士们，”设营员一边打招呼，一边把我的箱子放到地上，“根据萨维茨基同志的命令，你们必须接纳这个人住在这儿，不得对他动粗，因为这是个一心想做学问的人……” 设营员脸涨得通红，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举起手来向哥萨克们敬礼。一个蓄有亚麻色垂发、长有一张漂亮的梁赞人脸庞的小伙子走到我的箱子前，一把提起箱子，扔出院外。然后掉过身子，把屁股冲着我，放出一串臊人的响声。 “〇〇号大炮，”一个年纪较大的哥萨克朝他喊道，放声笑了起来，“叫逃跑的尝尝味道……” 那小伙子就这么一点儿并不高明的伎俩，施展完便走开了。于是我趴在地上，把散了一地的手稿和几件破衣服放回箱子，拎到院场的另一边。农舍旁砖砌的行军灶上，锅里正在煮猪肉，热气腾腾的，像是从远方故乡的村子里飘来的炊烟，勾起了我孤身在外、饥肠辘辘的乡愁。我把干草铺在坏掉了的箱子上，权作枕头，躺到地上，打算把《真理报》上登载的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看完。夕阳从锯齿状的山冈后边照射着我，哥萨克们在我脚边走来走去，那个小伙子没完没了地拿我取笑，也不觉得累，我爱不释手的文句沿着荆棘丛生的小道朝我走来，却怎么也走不到我身边。于是我把报纸撂下，朝正在门廊下搓线的女房东走去。 “女掌柜的，”我说，“我要吃东西……” 老婆子抬起她那双半瞎了的眼睛的暴眼珠，朝我看了一下，又垂了下去。 “我说同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一提吃的事儿，我宁愿上吊。” “他妈的，”我气呼呼地咕噜着，朝老婆子当胸就是一拳，“你敢跟我说这种话……” 我掉过头去，看到不远处撂着一把别人的马刀。有只端庄的鹅正在院场里一边踱着方步，一边安详地梳理着羽毛。我一个箭步蹿上前去，把鹅踩倒在地，鹅头在我的靴子下喀嚓一声碎了，血汩汩地直往外流。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里，死鹅的翅膀还在扑棱。 “他妈的！”我一边说，一边用马刀拨弄着鹅，“女掌柜的，把这鹅给我烤一烤。” 老婆子半瞎的眼睛和架在上边的眼镜闪着光，她拿起鹅，兜在围裙里，向厨房走去。 “我说同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宁愿上吊。”说罢，带上门走了进去。 院场里，哥萨克们已围坐在他们的锅前。他们像一群祭司，笔直地坐着，一动也不动，而且谁都没看鹅一眼。 “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其中一个议论我说，挤了挤眼睛，舀起一匙肉汤。 哥萨克们像相互尊重的庄户人那样斯斯文文地吃着晚饭，我用沙子擦净马刀，走到大门外，又回到院场里，心里十分痛苦。月亮像个廉价的耳环，挂在院场的上空。 “老弟，”哥萨克的头头苏罗夫科夫突然对我说，“你的鹅还没烤熟前，先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吃点儿吧……” 他从靴筒里掏出一把备用的匙，递给我。我们喝光了自煮的肉汤，吃光了猪肉。 “报上都说些什么？”那个蓄有亚麻色垂发的小伙子一边问我，一边给我腾出了一块地方。 “列宁在报上说，”我一边掏出《真理报》，一边回答道，“贫乏遍及我们各个方面……” 于是我像个亢奋的聋子那样扯直嗓门，把列宁的讲话念给哥萨克们听。 夜晚用它苍茫的被单将我裹在提神醒脑的湿润之中，夜晚把它慈母的手掌按在我发烫的额头上。 我朗诵着，欣喜若狂，捕捉着隐于列宁直率的讲述中的弦外之音。 “真理能让不管什么样的鼻孔通气，”我念完报后，苏罗夫科夫说道，“要把真理从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里挑出来别提有多难，可他就像鸡啄米那样一啄一个准儿。” 苏罗夫科夫这话是指列宁，他是师部直属骑兵连的排长，后来我们到干草棚去睡觉。六个人睡在一起，挤作一团取暖，腿压着腿，草棚顶上净是窟窿眼，任星星钻进棚内。 我做了好多梦，还梦见了女人，可我的心却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拉比 “……人皆有一死。永生的只有母亲。母亲一旦故世，会把对她的回忆留于世间，谁也不会亵渎这种回忆。对母亲的追念把同情灌输给我们，一如浩瀚的大海把水灌输给分割世界的河川……” 这话是基大利说的。他说这话时神情严肃。行将逝去的黄昏用它忧伤的玫瑰红的暮霭团团围住了他。这老头儿说道： “哈西德派狂热的屋宇连门窗都没有了，可它却是不朽的，就像母亲的灵魂那样……哈西德至今仍流着热泪，站在历史风暴的十字路口……” 基大利在犹太教会堂内做完祈祷后这么对我说，他领我去见穆泰雷拉比，这人是切尔诺贝利王朝最后一位拉比。 我和基大利沿着主街朝坡上走去。远处，白色的天主教堂像荞麦田那样闪着光。炮车的轮子隆隆地碾过街角。两个霍霍尔女人挺着大肚子走出院门，在长凳上坐下，脖子上的珠子项圈叮当作响。那颗怯弱的星星在橙黄色的碎霞中燃烧，宁静，礼拜六的宁静，笼罩在日托米尔犹太人区歪歪倒倒的屋顶上。 “就这儿。”基大利指着一幢山墙毁坏了的长方形房子悄声说。 我俩走进砖砌的屋子，里边空无一物，像停尸房。穆泰雷拉比坐在桌子旁，被一群狂人和骗子围住。他头戴狗皮帽，身穿白袍，腰里束着根绳子。他闭目而坐，几根瘦骨嶙峋的手指伸在大胡子里挠痒痒。 “这个犹太人从哪里来？”他问道，抬起了眼皮。 “从敖德萨。”我回答。 “是个虔诚的城市，”拉比说，“是我们的流亡之星，是我们的苦水之井！犹太人，你做何营生？” “我正在把《奥斯托罗波尔的赫尔撒历险记》改写成诗。” “了不起，”拉比低声说，合上了眼皮，“胡狼饥饿的时候就要嚎叫，每个愚人都有足够的愚蠢唉声叹气，只有智者才会用笑声撕开生活的帷幕……犹太人，你学什么？” “《圣经》。” “犹太人，你追求什么？” “欢乐。” “穆尔德海夫子，”这位哈西德教派的长老晃动着大胡子，关照说，“让这个年轻人在桌旁占有一席之地，让他在今天这个礼拜六的黄昏同其他犹太人一起领受圣餐，让他为自己活在世上并未死去而高兴，让他在邻座婆娑起舞的时候拍手助兴，让他喝杯酒，如果有酒的话……” 话音才落，那个叫穆尔德海的夫子便跳到我跟前。他是个驼背老头儿，身材只有十岁的男童那么高，两张眼皮都翻了开来，这人很久以前是领主府邸的侍从小丑。 “嗬，我亲爱的年轻人呀！”衣衫褴褛的夫子穆尔德海说道，朝我挤了挤眼，“嗬，我认识敖德萨多少有钱的蠢蛋，认识敖德萨多少穷苦的智者呀！请您入席，年轻人，请喝杯酒吧，可惜谁都没酒……” 我们所有的人——狂人、骗子、凑热闹的一起围桌而坐。屋角里，有好些粗膀子的犹太人正捧着祈祷书在呜咽呻吟，他们像渔夫，又像使徒。基大利穿着绿色的斜襟外套，在墙边打瞌睡，那模样活像一只花里胡哨的鸟。蓦地里，我在基大利身后看到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长着斯宾诺莎的脸相、斯宾诺莎坚毅的前额，和肺痨病修士的脸。只见他抽一口烟，打一个哆嗦，像一名被捕获后投入大牢的逃犯。衣衫褴褛的穆尔德海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一把夺过他嘴里的烟卷，逃到我跟前。 “这是拉比的儿子，叫伊里亚，”穆尔德海将他眼皮上翻在外边的出血的烂肉凑近我，用他的破嗓子说，“是个该死的、坏透了的逆子……” 说罢，穆尔德海朝年轻人扬了扬拳头，还朝他脸啐了口吐沫。 “主赐圣餐了，”这时响起了拉比穆泰雷·勃拉茨拉夫斯基的声音，他用自己那双教士的手掰着面包，“从万民中特别挑选了我们以色列的主，赐圣餐了……” 拉比分赐食物，我们领受圣餐。窗外战马咴咴嘶鸣，哥萨克吼声不绝。战争的赤地在窗外无所事事地闲待着。大家沉默或者祈祷时，拉比的儿子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吃完晚饭，我第一个站了起来。 “我亲爱的年轻人呀，”穆尔德海在我身后嘟哝道，一把抓住了我的腰带，“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凶狠的财主和一贫如洗的流浪汉外，一无旁人，那么圣人怎么过活呢？” 我给了老头儿几个钱，就出门走了。和基大利分手后，我回火车站去。火车站上，第一骑兵军宣传列车上数以百计的灯火、电台神奇的闪光、印刷机执著的转动和我给《红色骑兵报》那篇尚待完成的文章正在等待着我。 [25]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谓，意为“老师”。据《圣经·新约》所记，犹太人曾多次以“拉比”称耶稣。​[26]十八世纪中叶在波兰犹太人中出现的宗教神秘主义团体。该派宣传泛神论，强调通过狂热的祈祷与神结合。后该派因风纪败坏而日趋衰亡。​[27]霍霍尔人，一译“一撮毛”，是俄国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28]赫尔撒是犹太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始见于十八世纪。​[29]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无神论者，生于犹太家庭，他曾尖锐地批评宗教，因此在一六五六年遭到犹太教公会的诅咒，而被逐出犹太教公会。​ 通往布罗德之路 我为蜜蜂伤心欲泪，它们毁于敌我双方的军队。在沃伦地区，蜜蜂绝迹了。 我们玷污了蜜蜂。我们用硫磺烧蜂巢，用火药炸蜂巢。在蜜蜂神圣的共和国内，破布片冒着浓烟，散发出恶臭。垂死的蜜蜂乏乏地飞着，其营营之声微弱得几乎听不见。我们没有口粮可吃，便用马刀取蜂蜜而食。沃伦地区再也没有蜜蜂了。 日常暴行的记录像心脏病那样，时时刻刻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昨日是布罗德城下浴血大战的第一天。我们在蓝色的大地上迷失了方向，不论是我，还是我的朋友阿弗尼卡·比达，对此都深信不疑。战马自早晨起就大嚼麦粒。黑麦长得很高，太阳高悬空中，然而心灵享用不了这阳光灿烂、轻云飞渡的晴空，心灵在等待不急不忙走来的痛苦。 “各个村子的娘儿们，”排长开腔说，他是我的朋友，“都在那儿大谈蜜蜂，谈蜜蜂的心眼儿有多好，谈得可神哩。当年人们戏弄了耶稣，或许压根儿没戏弄过——这事儿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迟早会弄清楚的。各个村子的娘儿们说，不管怎么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闲得发愁。于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蚊子便朝耶稣飞了过去，要狠狠地折腾他！耶稣抬起眼睛望着这一大群蚊子，打心底里为它们伤心。可是多得数也数不过来的蚊子却没看到他的眼睛。这时有只蜜蜂也围着耶稣飞来飞去。蚊子一个劲儿地朝那只蜜蜂喊：‘螫他，跟咱们一条心，螫他！……’那只蜜蜂一边在耶稣头上张开翅膀，一边说：‘我没这个能耐螫他，他可是木匠阶级的……”’我的排长阿弗尼卡结束他的话说：“应当懂得蜜蜂。但愿蜜蜂逃过这场大难。为了搭救蜜蜂，兴许我们能琢磨着干点什么事……” 阿弗尼卡说罢挥了挥手，唱起歌来。他唱的是黄骠小公马。阿弗尼卡全排成员——八个哥萨克给他帮腔。 “黄骠小公马，名叫齐吉德，主子是上尉，上尉好喝酒，”阿弗尼卡睡意矇眬地唱道，嗓子像根弦，“每逢节庆日，纵酒更无度，酒后误大事，论律判杀头，今天杀头日，他要喝五升，喝完第四升，驱马上西天。西天路遥遥，小马是忠马，勉力登天去，归天再拿酒，不见第五升，忘在尘界地，一场空欢喜。大尉失声哭，忠马竖起耳，望着它主子，主子泪涟涟……” 阿弗尼卡这么唱着，睡意矇眬地唱着。歌声像烟雾一样飘散开去。我们迎着落日走去。夕照似沸腾的河流，沿着如同绣巾一般的农田滚滚前去。宁静透出玫瑰红的色彩，大地横卧在那里，活像猫的背脊，覆盖着闪闪发亮的庄稼的绒毛。前面的山冈上有一座像个驼子、脏兮兮、名叫克列格托夫的小村。布罗德那死气沉沉的锯齿状幽灵就在山口后面等待着我们。不料在克列格托夫村村口，有人朝我们劈头盖脑地砰砰射击。两名波兰士兵从农舍里探出身来观察着我们。他们的战马拴在系马桩上。敌军的一个轻炮连杀气腾腾地开上了山冈。子弹像一条条线那样飞射到路上。 “冲过去！”阿弗尼卡说。 于是我们撒腿就跑。 啊，布罗德！你那些七情六欲遭受压抑的木乃伊将一股股致命的毒气朝我喷来。我已感觉到你噙满冰冷泪水的眼眶内涌起死亡的寒意。可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坐骑已飞驰着把我带离了你一座座犹太会堂弹痕累累的石墙…… [30]耶稣的养父是木匠。​ 机枪车学 师部给我配备了一名驭者，驭者按我们习用的说法，叫车把式。他姓格里舒克，年三十九。 他当了德国人五年的俘虏，几个月前，他逃跑了，穿越立陶宛、俄国西北部，来到了沃伦，可是在别廖夫市落到了世上最蠢的动员委员会手里，被强制服兵役。别廖夫市离格里舒克的家乡克列明茨克县仅剩下五十俄里。他的妻子和子女就住在克列明茨克县。他已有五年零四个月没有回家了。动员委员会使他成了我的车把式，于是我在哥萨克中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人了。 我——拥有一辆机枪车和一名驾驭该车的驭者。机枪车！这个字眼是我们的习惯赖以奠定的三角关系的基础，这三角关系是：砍杀——机枪车——鲜血…… 原本是神甫和胥吏之流赶路用的普普通通的无篷轻便马车，由于内乱的变幻莫测，于偶然之中身价百倍，成了具有威慑力和机动力的兵器，从而创造了崭新的战略和崭新的战术，使习见的战争面貌为之改观，培养出了一批机枪车的英雄和天才。马赫诺就是这等样人，他将机枪车作为他神出鬼没、狡猾的战略的轴心，这种战略废弃了步兵、炮兵，乃至骑兵，用三百挺固定在无篷轻便马车上的机枪，全面替代了这些尾大不掉的兵种。马赫诺就是这等样人，他好似天气，风云莫测。载满干草的大车列成战斗队形攻城略地。婚礼行列驶至村执委会前，突然一名病恹恹的神甫在头顶上打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以密集的火力迫使当局交出有产者，交出无产者、酒和乐器。 由机枪车组成的军队拥有闻所未闻的机动能力。 布琼尼在这方面不比马赫诺逊色。要让这样的军队损兵折将谈何容易，要俘获这样的军队更是不可思议。架在草垛下的机枪，藏在农民草棚内的机枪车，已不再是战斗单位。这类隐秘的火力点只可猜测，却不可捉摸，不成整体，其总和构成了不久之前的乌克兰乡村的面貌——凶残、暴乱迭起、贪婪。这样一支把装备分散于各处角落中的军队，马赫诺只消一个小时便可让其进入战斗状态，至于转入平时状态连一个小时都不消。 在我们布琼尼的正规骑兵部队里，机枪车并未起到如此绝对的主宰作用。话虽这么说，我们所有机枪班组却只乘轻便马车四处出击。哥萨克的想象力把轻便马车分作两类，一类是移民的，一类是胥吏的。其实这种区分并非想象，而是有现实根据的。 位卑职微的胥吏赶路时坐的轻便马车是工匠们不用心思、依样画葫芦制作而成的，行驶时摇摇晃晃，叽叽嘎嘎。常可看到一些卑微的胥吏，一个个长着酒糟鼻，满脸倦容，坐着这类马车，颠簸于麦浪滔滔的库班原野，急着去验尸、破案。至于移民轻便马车则由萨马拉和乌拉尔沿伏尔加河的草甸与富庶的日耳曼侨民区千里迢迢迁徙至我们这里。在移民轻便马车宽阔的橡木靠背上，绘有农家画，画的是繁茂的粉红色日耳曼花卉。坚实的车底板箍着铁条。每对车轮上都安有令人难忘的弹簧。如今这类弹簧在沃伦的大路上弹动，它们保存着多少代人的热气呀，我这么感觉。 我体验着初次拥有机枪车的兴奋之情。每天吃好午饭我们就套车。格里舒克把两匹马从马厩里牵出来，它们的膘情一天好似一天。我自豪而又喜悦地发现，洗刷得干干净净的马胁上已发出深暗的光泽。我们按摩了一会儿微微肿胀的马腿，修剪了一下马鬃，然后把哥萨克人的马具——用细皮条编成的缠结在一起的翘棱的纲——扔到马背上，便小跑着驶出了院场。格里舒克侧坐在驭者座上，我的座位上铺着彩色的粗麻布和干草，干草散发出馥郁的芳香，给人以安详感。高高的车轮在白色的细沙地上滚动，发出沙沙的声音。一方方盛开的罂粟花点缀着大地。四围的山冈上，毁于战火的天主教堂闪耀着亮光。路旁高高的山冈上，有个被炮弹炸坏的壁龛里屹立着圣乌尔苏拉光着滚圆手臂的褐色塑像。在发黑的镀金三角楣饰上不平整地贴着一句用瘦长的旧体字母拼写的句子：“赞美耶稣和他的圣母……” 死气沉沉的犹太人小镇紧靠在波兰贵族庄园的脚下。只见砖砌的围墙上闪烁着一只未卜先知的孔雀，它是无涯无际的碧空下无欲无念的幻象。一座犹太教会堂被鳞次栉比的陋屋挡没，低低地贴在贫瘠的土地上，没有一扇窗户，凸凹不平，圆圆的，活像哈西德派教徒的帽子。窄肩膀的犹太人忧郁地鹄立在十字路口。这使人联想起南方犹太人的形象：脑满肠肥，像蹩脚的葡萄酒那样冒着气泡。这种形象同眼前这些细长、骨瘦如柴的背脊和焦黄、悲剧式的大胡子那苦命然而傲岸的形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由苦难雕刻出来的炽烈的线条里，没有脂肪，没有血液温情的搏动。加利奇和沃伦的犹太人运动是难以遏制的，是烧之不尽、扑灭不了的，就个中况味而言是屈辱的，然而这屈辱却充满了阴郁伟大的力量和对贵族发自心底的蔑视。我谛视着他们，完全理解了这个地区如火如荼的历史，理解了关于包收酒税的《塔木德》经师的故事，关于放高利贷的拉比的故事，关于少女们遭波兰士兵强奸和波兰大地主为少女们决斗的故事。 [31]一译“双马战车”，实系双马轻便无篷车。​[32]圣乌尔苏拉（活动时期为四世纪），基督教女圣徒。据传匈奴人侵入欧洲东南部时科隆有十一名（一说一万一千名）童女因坚持基督教信仰而被匈奴人杀害。乌尔苏拉是她们的领袖。​ 多尔古绍夫之死 战幕向市区伸展。中午，遭到贬黜的四师师长科罗恰耶夫披着黑斗篷，飞也似的打我们身旁驰过，他孤身奋战，作拼死之搏。他于飞驰中，朝我喊道： “我们的交通线被突破了，拉特济维洛夫和布罗德都交上火了！……” 他绝尘而去——斗篷飘了起来，浑身上下一片黑，连眸子都黑如煤炭。 在木板一样平坦的平原上，各骑兵旅在整编。太阳在血红的烟尘萦绕下向西坠去。伤员们在沟渠里吃东西。女护士躺在草地上低声吟唱。阿弗尼卡的侦察兵在战场上搜寻尸体和军装。阿弗尼卡从离我两步远的地方飞马驰过，头也不回地说： “扇我们耳光了。明摆着的。传说要追究师长的责任，要撤换他。部队人心涣散……” 波兰人已逼近树林，离我们只有三俄里光景，已在近处架起了好几挺机枪。子弹嗖嗖地尖叫着。子弹凄厉的哀号越来越难以忍受。弹头打进地里，不耐烦地颤动着，在泥地上划出一道道沟。团长维嘉卡伊钦科本在太阳地里打呼噜，蓦地在睡梦中大叫一声醒了过来。他翻身上马，朝先头骑兵连驰去。由于睡得不舒服，他的脸揉得皱里巴唧的，尽是一道道红杠，兜里塞满了李子。 “狗娘养的，”他气冲冲地说，把李子核吐到地上，“真他妈扯淡。季莫什卡，把旗拔掉！” “怎么，咱们要走啦？”季莫什卡一边问，一边打马镫上解下旗杆，把卷拢的军旗打开，上面画着星，写有“第三共产国际”的字样。 “走着瞧，”维嘉卡伊钦科说，突然粗野地吼道，“姑娘们上马！各骑兵连，集合！……” 号兵们吹响了紧急集合号，各骑兵连列成纵队。有个伤员从沟里爬出来，手打遮篷，对维嘉卡伊钦科说： “塔拉斯·格里高里耶维奇，我是大伙儿推举的代表。看来，我们像是要留下来了……” “你们留下来……”维嘉卡伊钦科咕噜了一句，扣住马，马竖起前蹄，人立了起来。 “塔拉斯·格里高里耶维奇，我们希望别只让我们留下来。”伤员跟在他身后说。 “别可怜巴巴地哀求，”维嘉卡伊钦科掉过头来，“不用担心，我不会撂下你们的。” 就在这时，响起了我的朋友阿弗尼卡·比达像娘儿们哭丧一般的嗓音： “塔拉斯·格里高里耶维奇，你别一起步就小跑，一口气跑上五俄里路。咱们的马累坏了，怎么厮杀……慌什么，莫非你急着去圣母娘娘那儿摘梨子……” “出发！”维嘉卡伊钦科眼皮也没抬，下令说。 团队开拔了。 “要是真追究师长的责任，”阿弗尼卡沉吟了一会儿，嘟囔道，“要是把他撤了，那就吹灯拔蜡了。完蛋。” 泪水从他眼里流了出来，我诧异地盯着阿弗尼卡。只见他像个陀螺似的打着旋，一把抓住帽子，嘶哑地嚎叫一声，拍马而去。 我们——格里舒克和他傻里巴唧的机枪车，再加上我——掉队了，孤零零地在枪林弹雨中乱窜。师部不见了。兄弟部队不收容我们。我们团队开进布罗德，在反攻中被打败了。我们跑到了市公墓。一班波兰侦察兵从坟堆后面冲出来，端起步枪朝我们射击。格里舒克掉头就跑。只听见他机枪车的四个轱辘嘎嘎乱响。 “格里舒克！”我透过子弹的呼啸声和风声喊他。 “瞎胡闹。”他忧伤地说。 “我们完蛋了，”我喊道，浑身上下感到濒临死亡的亢奋，“老爷子，我们完蛋了！” “娘儿们辛辛苦苦图个啥？”他更加忧伤地回答说，“干吗要提亲、结婚，请来一帮干亲家狼吞虎咽地吃喜酒……” 流星在空中划出一道粉红色的尾巴，随即消失了。银河横卧在繁星之间。 “我觉得好笑，”格里舒克痛心疾首地说，举起马鞭指了指坐在路边的一个人，“我觉得好笑，娘儿们辛辛苦苦图个啥？……” 坐在路边的那个人是电话兵多尔古绍夫，他掰开两条腿，直勾勾地望着我们。 “我说……”我们驶到他跟前时，他说，“我不行了……明白吗？” “明白。”格里舒克回答说，勒住了马。 “得花一颗子弹在我身上。”多尔古绍夫说。 他靠着一棵树坐在那里。靴子东一只，西一只。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小心翼翼地解开衬衫。他的肚子给开了膛，肠子掉到了膝盖上，连心脏的跳动都能看见。 “叫波兰贵族撞着了会拿我取乐的。这是我的证件，给我母亲写封信，告诉她出了什么事……” “不。”我回答说，用马刺朝马踢去。 多尔古绍夫把发青的手掌撑到地上，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手…… “你要跑？”他一边爬过来，一边嘟哝说，“你要跑，坏蛋……” 我浑身直冒冷汗。机枪哒哒之声越来越紧，以歇斯底里的固执扫射着。正在这时，阿弗尼卡·比达策马朝我们飞驰而来，夕晖使他头上环绕着一圈光环。 “我们稍稍叫他们尝了尝厉害，”他快活地大声说道，“你们这里闹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 我把多尔古绍夫指给他看，随即把车驾到一边。 他俩三言两语谈了几句，我没听清他们说什么。多尔古绍夫把他的证件交给排长。阿弗尼卡把证件藏进靴筒，朝古尔多绍夫的嘴开了一枪。 “阿弗尼卡，”我把车撵到这个哥萨克跟前，苦笑着说，“要是我可下不了手。” “滚，”他回答说，脸色煞白，“我毙了你！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 他随即扣住扳机。 我一步步驾着车走了，头也没回，只觉得后背一股寒气，死亡在逼近我。 “住手，”格里舒克在我身后大叫，“别犯傻！”随即抓住了阿弗尼卡的手。 “狗奴才！”阿弗尼卡吼道，“他逃不了我的掌心！” 格里舒克在拐弯处撵上了我。阿弗尼卡不见了。他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格里舒克，你瞧，”我说道，“今儿我失去了阿弗尼卡，我最好的朋友……” 格里舒克打坐垫下掏出一个起了皱的苹果。 “吃吧，”他对我说，“请吃吧……” 二旅旅长 布琼尼穿着镶银饰边的红马裤站在一棵树旁。二旅旅长刚刚阵亡。军长任命科列斯尼科夫接替他的位子。 一个小时前，科列斯尼科夫还是个团长；一个星期前，科列斯尼科夫只是一名骑兵连长。 布琼尼要召见新任旅长。这位军长站在树旁等他。科列斯尼科夫同他的政委阿尔玛佐夫一起来了。 “那帮恶棍正在挤压我们，”军长带着他特有的灿烂微笑说道，“我们不是赢就是死，绝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明白吗？” “明白。”科列斯尼科夫鼓出眼睛，回答说。 “要是临阵脱逃，我就毙了你。”军长含笑说道，并转过脸来看着一旁的特务处长。 “没错。”特务处长应声说。 “科列索，滚开！”有个哥萨克在一旁神气地朝一匹马喝道。 布琼尼麻利地用脚后跟转过身来，向新任旅长行了个礼。旅长张开五根年轻的红彤彤的手指举向帽檐回了个礼，随即满头大汗，沿着满是弹坑的田埂走了。战马在一百俄丈外等他。他垂着脑袋，慢得叫人难受地挪动着两条长长的罗圈腿向前走去。残照如炽，其色火红而又离奇，泼洒在他头上，好似逼近来的死神。 蓦地里，在伸展开去的原野上，在毁于战火的光秃秃的焦黄田野上，我们看到了科列斯尼科夫孤零零的瘦长背脊，以及与此相连的晃动着的手臂和戴着顶灰军帽的耷拉着的脑袋。 通信员把马牵到他跟前。 他翻身上马，头也不回地朝他的骑兵旅飞驰而去。各骑兵连在大路旁，在布罗德大路旁等候他。 呜咽的“乌拉”声虽被风撕碎了，但还是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我举着望远镜，看到旅长在一根根浓密的烟柱间东奔西突。 “科列斯尼科夫已经率领骑兵旅出击。”趴在大树上的瞭望哨在我们头顶上说道。 “好。”布琼尼回答说，他点燃一支烟，阖上了眼睛。 “乌拉”声停息了，炮击声给压了下去。一颗多余的榴弹炮在树林上空炸了开来。于是我们听到了马刀没有一息声音的默默的砍杀。 “好样的小伙子，”军长一边站起来一边说，“在尽力建功。应该认为，他能不辱使命。” 布琼尼吩咐部下牵过马来，向战场驰去，骑兵军军部紧随他向前推进。 我在当天晚上歼灭波兰人后一个小时，得有机会见到科列斯尼科夫。他骑着一匹浅黄色的牡马，独自在他骑兵旅前头一边走，一边打盹。他的右手吊着绷带。在他身后十步远，一名哥萨克骑兵举着打开来的军旗。打头阵的骑兵连懒洋洋地唱着下流的小曲。整个骑兵旅扬起弥天尘土，队伍拉长得望不到头，活像去赶集的庄稼汉的大车队。殿后的军乐队累得筋疲力尽，稀稀拉拉地奏着军乐。 那天晚上，在科列斯尼科夫身上，在他举手投足之间，我看到了鞑靼可汗镇定自若的凛然之气，见识了威名赫赫的克尼加、刚愎自用的巴甫利钦科和富有魅力的萨维茨基的能耐。 [33]据巴别尔的日记记载，克尼加（华西里·伊凡诺维奇）是第六师一旅旅长。​ 萨什卡·基督 萨什卡是他的名字，而基督是人家因他为人和气，给他起的绰号。他是村镇上村社的牧人，他打十四岁患上脏病之后就没干过重活。这事儿的原委，且听道来： 萨什卡的后爹塔拉康内奇到格罗兹尼市去过冬，在那里加入了劳动组合。这个由梁赞的庄稼汉们组成的劳动组合挺兴旺。塔拉康内奇替他们干木匠活，收入越来越好。他的活忙不过来，便写信到家里叫男孩出来给他打下手，因为冬天村上少了萨什卡也不打紧。萨什卡帮后爹干了一个礼拜的活儿后，便是礼拜六了，爷儿俩收工后，坐下来喝茶。已经是十月份，可天气还暖洋洋的。他俩把窗户打开，烧了一茶炊开水，又烧了一茶炊。窗外有个女叫花子转悠一阵后，敲敲窗框，说： “你们好，外乡的庄户人。你们先瞧瞧我什么样儿。” “什么样儿？”塔拉康内奇说，“进来吧，破叫花子。” 女叫花子在墙外忙活了一阵，便翻窗入室，她走到桌子前，深深地鞠了个躬。塔拉康内奇一把抓过她的三角头巾，撂到地上，给她理了理头发。女叫花子的头发是灰色的，已经花白，梳成一绺绺的，沾满了尘土。 “哎哟哟，瞧你这汉子，真是好挑眼，身子骨没说的，”她说道，“简直跟杂技团里的一样……您可别嫌我老。”她急忙悄声说，爬到了木炕上。 塔拉康内奇跟她睡在一起。女叫花子把头扭向一边，格格地浪笑着。 “雨点子浇到了老婆子身上，”她笑着说，“我这一亩地将打二百普特哩……” 她说完这话，看见了正在喝茶的萨什卡，萨什卡低着头，不敢看花花世界。 “是你的小子吗？”她问塔拉康内奇。 “算是的吧，”塔拉康内奇回答说，“拖油瓶。” “噢，是这样，瞧这孩子，眼珠子都瞪出来了，”那婆娘说，“喂，上这儿来吧。” 萨什卡走到了她身边，就此染上了脏病。可当时谁也没想到会染上脏病。塔拉康内奇给了女叫花子几根肉骨头当饭吃，还给了她一枚五戈比银币，锃亮锃亮的。 “女信徒，用沙子擦擦这枚银币，”塔拉康内奇说，“它还会更亮。黑夜里没月亮，你把它借给上帝，它能替代月亮发光……” 女叫花子系上三角头巾，拿过骨头，走了。两个礼拜后，两个男人就尝到报应了。他俩吃足了脏病的苦头，用草药治疗，熬过了一冬。开春后便回村镇干农活去了。 村镇离铁路十俄里远。塔拉康内奇和萨什卡踏着田野走回家去。四月的土地湿漉漉的。黑乎乎的坑坑洼洼里闪烁着像绿宝石般的嫩草。绿芽在黑土地上绣出一行行精巧的针脚。土地散发出一股酸味儿，就像黎明时士兵老婆身上的那股味儿。头一批出来放牧的牲畜从土岗上奔了下来，小马驹在空明澄碧的天边嬉戏。 塔拉康内奇和萨什卡沿着勉强辨别得出的小径朝前行去。 “塔拉康内奇，让我去村社放牲口吧。”萨什卡说。 “为什么？” “我喜欢，放牲口的日子可美哩。” “我不答应。”塔拉康内奇说。 “塔拉康内奇，看在上帝的分上放我去吧，”萨什卡再一次求他，“所有圣徒都是放牲口出身的。” “圣徒萨什卡，”后爹放声大笑，“打圣母娘娘身上染上了梅毒。” 他俩走过红桥的桥堍，穿过小树林和牧场，便望见了村镇教堂的十字架。 娘儿们还在菜地里松土，可哥萨克们散坐在丁香花下喝酒，唱歌。离塔拉康内奇家只剩下半里路了。 “上帝保佑，家里平平安安。”他说道，画了个十字。 他俩走到自家的农舍跟前，从小窗户里向里探望。屋里一个人也没有。萨什卡的母亲正在牛栏里挤奶。两个男子汉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塔拉康内奇走到他婆娘身后，笑眯眯地大声喊道： “莫嘉太太，招待客人吃晚饭吧……” 婆娘回过身来，浑身发抖，跑出牛栏，在院场里打着转。后来她又回到原地，扑在塔拉康内奇胸前，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瞧你这傻样，只会哭鼻子，”塔拉康内奇说，亲昵地推开她。“让我看看两个小不点儿……” “两个娃娃离家走了，”婆娘说道，脸白得像纸一样，她又跑到院场里，扑倒在地上，“唉呀，阿廖申卡，”她呼天抢地地嚎道，“我们两个娃娃走在我们前头了……” 塔拉康内奇挥了挥手，找邻居去了。邻居们讲给他听，他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得了伤寒病，一个礼拜前叫上帝召去了。莫嘉给他去了信报丧，他大概没来得及收到。塔拉康内奇回到家里。婆娘在生炉子。 “莫嘉，你可真能卸包袱，卸得一干二净，”塔拉康内奇说，“应该把你给撕了。” 他伤心地坐到桌子跟前，一直伤心到天黑。他吃了肉，喝了酒，活儿却什么也不干。他趴在桌上打呼噜，醒了，又趴下去打呼噜。莫嘉铺好床，给自己和丈夫睡。又在一旁铺了个铺，给萨什卡睡。她把灯吹熄，跟丈夫躺到床上去了。萨什卡在墙角的干草铺上翻来覆去，他眼睛睁开着，虽说没睡着，可两眼看出去，他家的小屋、映在窗上的星星、桌子的边沿、母亲床下的马具，好像在梦境里似的。无法抵御的幻景降服了他，他沉浸在幻想中，因自己能醒着做梦而高兴。他恍惚觉得从天上吊下两根银线，绞成一根粗绳，绳头拴着一辆用粉红色木头制成的刻花小摇篮。摇篮在离地很高、离天又很远的空中摇晃，两根银线也跟着东摇西晃，熠熠闪光。萨什卡躺在摇篮里，起于田野的清风吹拂着他的全身，风声如音乐般激越，一道彩虹映照着尚未成熟的庄稼。 萨什卡为自己能醒着做梦而十分高兴，他阖上眼睛，免得再看到母亲床下的马具。后来他听到莫嘉卧榻上一片喘息声，他想到这是塔拉康内奇在揉搓他母亲了。 “塔拉康内奇，”他大声喊道，“我有事找你。” “大半夜的，什么事？”塔拉康内奇怒气冲冲地回答说，“睡觉，混蛋……” “我发誓，真有事，”萨什卡回答说，“走，上院里说去。” 在院里永不磨灭的星光下，萨什卡对后爹说： “塔拉康内奇，别糟蹋我妈，你有脏病。” “你知道我这人的性子吗？”塔拉康内奇问。 “我知道你的性子，可你瞧见我妈的身子吗？她的大腿干干净净，她的奶子干干净净。塔拉康内奇，别糟蹋她。我跟你都有脏病。” “好心人，”后爹回答说，“给我滚一边去，我的血、我的性子挨不着你管。拿去，二十戈比银币，睡上一夜，明儿头脑就清醒了……” “我要钱有什么用，”萨什卡低声说，“你还是让我去村社放牲口吧……” “这我可不答应。”塔拉康内奇说。 “让我去放牲口吧，”萨什卡低声说，“你不答应，我就把我们俩的事全捅给我妈听。她这么好的身体干吗要去受这种罪……” 塔拉康内奇转身去棚子里，拿了把斧头来。 “圣徒，”他压低声音说，“那咱俩就没话好说了……我砍了你，萨什卡……” “你不会为了女人砍死我的，”孩子向后爹俯下身去，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你舍不得我，让我放牲口去吧……” “见鬼，就依你，”塔拉康内奇说，扔掉斧头。“放你的牲口去吧。” 说罢他回到屋里，跟他老婆睡觉去了。 当天一早，萨什卡就去哥萨克那儿当雇工了，打从那天起，他就靠给村社放牧为生。他的忠厚老实在附近一带出了名，村镇的人便送了个“萨什卡·基督”的雅号给他，直到应征入伍之前，他一直放牧牲口。上了年纪的庄稼汉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常去牧场找他磕磕牙，拉拉呱，娘儿们受不了庄稼汉疯，就跑到他那儿去吸点儿新鲜空气，她们并不在乎萨什卡跟她们谈情说爱，并不在乎他的病。战争爆发的第一年，萨什卡便应征入伍了。他打了四年的仗，复员回到村镇，那儿成了白军的天下。人家劝他去普拉托夫斯基村镇，那儿有支反对白军的队伍，由骑兵司务长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当家，他的三个兄弟：叶米里扬、卢基扬和杰尼斯都在他手下当兵打仗。萨什卡去了普拉托夫斯基，从而改变了他的命运。他随布琼尼由骑兵团、骑兵旅、骑兵师，至第一骑兵军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营救英雄城市察里津、和伏罗希洛夫第十军会师、攻打沃龙涅什、攻打卡斯托尔以及顿涅茨河上的将军桥等战斗活动。而对波兰的远征，萨什卡则是以一名驾大车的辎重兵的身份参加的，因为他负了伤，落了残疾。 以上便是萨什卡的来龙去脉。不久前，我结识了萨什卡·基督，于是我那只箱子便放在他的大车上了。我们经常在一起迎接朝霞，伴送落日。战争任性的愿望把我同他连在了一起，黄昏时分我们常常坐在农舍墙根闪闪发光的土台上，或者在树林子里用熏黑了的军用饭盒煮茶，或者并排躺在收割过的田野里睡觉，把饥饿的马匹拴牢在我们的腿上。 [34]塔拉康内奇的名字。​ 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 乡亲们，同志们，我的骨肉兄弟们！为了人类，你们不妨熟悉一下红军将领马特韦·巴甫利钦柯的传略吧。他，那位将军，出身牧童，在尼基京斯基老爷的利季诺庄园当过牧童，他，马久什卡，在没有成丁前给老爷当猪倌儿，成丁后当上了牛倌儿，谁知道呢，要是他，我们的马特韦，亲爱的罗季奥内奇，生长在澳大利亚，没准儿还会升任牧象的象倌儿呢，马久什卡没能当上象倌儿不能怨他，要怨我们斯塔夫罗波尔省上哪儿都找不到一头象。我可以向你们直说，在我们幅员辽阔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没有比水牛更大的动物了。可这穷小子没兴趣放水牛，我们俄罗斯人连正眼都不看水牛一下，我们这些泥腿子就爱折腾马，折腾得它的七魂六魄连同肋骨都撒落在田埂上…… 言归正传，我就这样当上了牛倌儿，母牛从四面八方把我团团围住，将我劈头盖脑地浸在牛奶里，我浑身上下就像切开了的奶子，一股奶腥味，闹得那些个小公牛，灰毛的小公牛，成天围着我打转，想干那事儿。我四周是自由自在的旷野，风把草吹得飕飕地响，头顶上的天空远远地伸展开去，活像是拉了开来的多键盘的手风琴，弟兄们，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天空可蓝着哩。我就这么放牧牛群，闲来无事，便吹吹笛子，直到有一天，有个老者来跟我说。 “马特韦，上娜斯嘉那儿去。” “老人家，”我说，“您是拿我开涮吧？……” “去吧，”他说，“她巴不得你去呢。”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于是我去了。 “娜斯嘉！”我说，浑身的血都凝住了。 可她不听我说，撇下我撒腿就跑，死命地跑，我跟她一块儿跑，一直跑到了牧场，累得命都没了，脸涨得通红，气不打一处出。 “马特韦，”这时娜斯嘉对我说，“三个礼拜前，正好是春天鱼汛来的时候，打鱼的全往河边去，您耷拉着脑袋，跟着他们一起去。您为什么耷拉着脑袋，马特韦，莫不是您有什么焦心的事？跟我说实话……” “娜斯嘉，”我回答说，“我没什么好瞒您的，我的脑袋瓜又不是枪，上边没安准星儿，没安瞄准器，而我的心，娜斯嘉，您是知道的，里边什么也没装，八成是浸在牛奶里了，真可怕，我浑身一股奶腥味儿……” 我看得出，娜斯嘉心里挺紧张地听着我说。 “我对着十字架起誓，”她心里挺紧张，却放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整个草原都听得见，像是在击鼓，“我对着十字架起誓，您准跟小姐儿们眉来眼去……” 我们又花了短短一段时间说了些蠢话就成亲了。我跟娜斯嘉亲亲热热地过起日子来，而亲热，我俩是拿手的。我俩整夜整夜热得冒汗，连冬天我俩也热得冒汗，在长长的冬夜，我俩整夜整夜都赤条条地光着身子，打对方身上揭去一层皮。日子过得热乎极了，真他妈的，直到那个老者第二次来找我。 “马特韦，”他说，“不久前，老爷把你老婆身上所有地方都摸了个遍，他把她弄到手了，老爷……” 可我却说： “不，不，老爷子，对不起，您再胡说，我就把您揍扁。” 老者当然扭身就走，而我当天就用我的一双脚走了二十俄里，一天之内，凭着我的两只脚就这么走完了地球上的一大段路。到傍晚时分，我高大的身躯已经在我的风流老爷尼基京斯基的利季诺庄园里了。他，这个老头儿，正坐在正屋整理三副马鞍，一副是英国的，一副是龙骑兵的，一副是哥萨克的，而我这个傻瓜蛋像扇门板似的戳立在房门口，戳立了整整一个小时，却没见动静。可后来他朝我瞥了一眼。 “你想干什么？”他说。 “想跟你算账。” “你有谋害我的计划？” “没有，但是想。” 这时他横眉竖眼地把几块红毡垫铺在地上，这些毡垫比沙皇的旗子还要红，老头儿站到毡垫上，摆出一副要较量一番的架势。 “随你便吧，”他对我说，摆开了架势，“我把你们这些东正教教徒的老娘全操遍了，你可以向我算账，不过你也欠我钱呀，我的老弟马久什卡，多少欠这么一点儿吧？” “嘿，嘿，”我回答说，“您可真会说笑话，您把我给闹懵了，真的，有这么说笑话的吗！是我该向您讨工钱……” “工钱，”这时我的老爷倒打一耙，把我推翻在地，用脚踹我，死命扇我耳光，“嘿，给你工钱，那么牛轭你忘了，去年你套牛的时候把牛轭弄坏了。我的牛轭到哪儿去了？” “牛轭我会赔给你的，”我回答我的老爷说，抬起我朴实的眼睛望着他，低三下四地跪在他面前，“牛轭我会赔给你的，不过你别逼得太紧，老人家，稍为宽限我一些日子……” 你们，斯塔夫罗波尔的哥儿们，我的乡亲们，同志们，骨肉兄弟们，结果怎样呢，结果老爷等我赔钱等了五年，我有五年时间音讯全无，后来，一九一八年降临到了我这个失踪的人头上。它，一九一八年，是骑着欢蹦乱跳的马，骑着卡巴尔达的骏马来的，还带来了一辆大车和形形色色的歌曲。嗬，一九一八年，你是我的心头肉呀！嗬，一九一八年，我的心肝宝贝，难道我跟你就不能再狂欢一次……我们唱尽了你的歌曲，喝光了你的美酒，把你的真理列成了决议，而如今你留给我们的却只有一些个文书。唉，我的心肝宝贝呀！在那些日子里横刀立马杀遍库班地区，冲到将军紧跟前，一枪把他崩了的，可不是这些个文书。那时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在普里库姆斯克城下浴血奋战，离利季诺庄园只有五俄里行程。于是我没带兵马，一个人去了那儿，平平和和地走进了正房。土地局的一帮官员正坐在正房里，尼基京斯基在讨好地给他们一一上茶，他一看见我进屋，脸色骤变，可我还是向他脱下了羊皮帽。 “你们好，”我对屋里的人说，“你们好，老爷，请接待客人吧，或者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过节？” “我们以礼相待，客客气气，”随即有个人回答我说，从出言吐语看，我断定此人是个土地测量员。“我们以礼相待，客客气气，不过你，巴甫利钦柯同志，看来，是快马加鞭地赶远路来的，浑身是泥。我们，土地局的人，看到你这副模样，都感到害怕，干吗凶神恶煞的？” “这是因为，”我回答说，“你们土地局的人血是冷的，是因为我一边的腮帮子已经烧了整整五年，在战壕里烧，在娘儿们身边烧，到最后审判的时候还要烧。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一边说，一边装出挺高兴的样子望着尼基京斯基，他的眼睛没有了，脸中央只有两个圆球，两个嵌在眼窝里的圆球，他眨巴着这两个圆球望着我，也装得挺高兴的，那模样实在可怕。 “马久什卡，”他对我说，“我们是老相识了，你瞧，我的太太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由于这些年来的事发了疯，她，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过去待你很好，你，马久什卡，也最敬重她。她现在疯了，你难道不想去看看她吗？” “行，”我说，于是我同他走进另一间屋子，一进屋，他便伸出手来碰我，先是碰右手，然后碰左手。 “马久什卡，”他说，“我的命捏在你手里吗？” “不，”我说，“别说这些屁话。我们是下人！上帝离我们远远的，我们的命苦，我们的命贱，别说这些屁话，你要是愿意，还是听听列宁的信上是怎么说的……” “列宁给我尼基京斯基的信？” “给你的，”我掏出一本命令汇编，翻到空白页上，便照本宣科起来，虽然我目不识丁，“‘兹为建立未来光明的生活，我以人民的名义命令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可酌情剥夺各色人等的性命……’瞧，这就是列宁给你的信……” 他冲着我吼道：“不！” “不，”他说，“马久什卡，虽说我们随时随地就可进鬼门关，如今鲜血在功德与圣徒相齐的俄罗斯帝国不值几分钱，你要多少人的血就能要到多少人的血，我临死前的目光你也很快就会忘掉，可我先带你去看看我的窖藏岂不更好吗？” “带我去，”我说，“说不定会更好。” 于是我跟他又穿过房间，下到酒窖，他取下那里的一块砖头，拿出一个首饰盒。首饰盒里满是宝石戒指、项链、勋章等珍珠宝贝。他把盒子扔给我，人几乎晕了过去。 “拿去”，他说，“马久什卡，尼基京斯基的珍珠宝贝归你了，你这就给我滚，回你的普里库姆斯克巢穴去吧……” 我一把揪住他身子，掐他的喉咙，扯他的头发。 “耳光怎么了结，”我说，“老兄，耳光我该怎么了结？” 这时他突然笑将起来，笑得非常之响，而且并没有挣脱我的手。 “狼心狗肺，”他说，没有挣脱我的手，“我把你当做俄罗斯帝国的军官跟你说话，可你们，下流坯，吃狼奶长大的……你朝我开枪吧，狗娘养的……” 可我没向他开枪，他欠我的债岂是一粒子弹可以了的，我一把将他拖到地面上的厅堂里去。发了疯的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正在厅堂里，她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拿着出鞘的军刀，对着镜子踱来踱去。我刚把尼基京斯基提溜进厅堂，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便立刻跑到安乐椅前坐下来。她戴着顶插羽毛的天鹅绒皇冠，敏捷地坐到安乐椅上，举起军刀向我致意。这时我把我的老爷尼基京斯基翻倒在地，用脚踹他，踹了足有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在这段时间内，我彻底领悟了活的滋味。我这就把我领悟到的讲出来，开枪把一个人崩了，只图得一个眼前清静，不用再见到他了，如此而已，因为开枪把一个人崩了，其实是轻饶了他，而自己呢，心头虽轻松了些，总觉得不解恨。枪子儿是触及不了灵魂的，没法揪住他的灵魂，看看他还有什么招数能施出来。所以我这人往往不怜惜自己，常常把敌人踹在脚下，踹他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多小时，要好好尝尝我们活着到底是什么滋味…… [35]马特韦这个名字的小称。​[36]即前文中的娜斯嘉。娜斯嘉是娜杰日达这个名字的小称。​[37]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1015）于公元九八八年至九八九年奉东正教为罗斯国教，且战功显赫，在位期间为古罗斯强盛时期，故有“红太阳”之俗称，而教会则将其尊为“功德与圣徒相齐的弗拉基米尔”。​ 科齐纳的墓葬地 犹太小镇的一座墓葬地。在沃伦的榛莽中有亚述的存在，东方在其中神秘地阴燃。 磨光的灰色石头上镌刻着三百年前的文字。花岗岩上刻着花纹粗犷的高浮雕。浮雕上有鱼，有几只站在亡人头部上方的羊。有戴皮帽的拉比，一色细腰束带。他们没有眼珠的面孔下面，起伏的花岗岩线条构成了他们的胡须。在花岗岩的一旁，在被雷电击断的一棵橡树下边，是被博格丹·赫麦尔尼茨基的哥萨克杀害的阿兹里尔·拉比的墓室。一家四代都长眠在这座墓室内。墓室之窳败像是卖水人的陋屋。墓碑上，长满青苔的墓碑上，刻有贝都英人式的祷文： 阿兹里尔呀，亚拿尼亚之子，耶和华的喉舌。 伊里亚呀，阿兹里尔之子，与遗忘孤身搏斗的大脑。 犹大呀，伊里亚之子，克拉科夫和布拉·格的拉比。 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餍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从不出于怜悯放过我们，哪怕只一次？ [38]古国和古民族名，在两河流域。​[39]博格丹·赫麦尔尼茨基（1595-1657），乌克兰统领。​[40]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游民。​ 普里绍帕 去列什纽夫的路上很不太平，可我只得去，因为师部在那里。跟我同行的仍然是那个叫普里绍帕的年轻的库班哥萨克。他是个死乞白赖的滥小人，被清洗出党的共产党员，无忧无虑的梅毒患者，撒谎不打草稿的牛皮大王，日后只配收收破烂的家伙。他穿件大红的薄呢切尔克斯卡袍，长毛绒的长耳帽挂在背后。路上他谈起了自己的身世…… 一年前，普里绍帕从白军手里逃了出来。白军为了报复他，把他父母抓起来当人质，两个老人叫反特机关活活打死了。街坊邻居将他家洗劫一空。白军被赶出库班后，普里绍帕回到了他家所在的村镇。 那是在早晨，天刚麻麻亮，庄稼汉还在发酸、闷热的屋里呼呼大睡。普里绍帕雇了辆公家的大车，去村镇各处收回他的留声机、克瓦斯桶、母亲绣的毛巾。他走在街上，身披黑斗篷，腰里挎着把弯刀；大车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普里绍帕挨家挨户地走访邻居家，他的鞋底在他身后留下一路血印。这个哥萨克在谁家发现他母亲的东西，或者他父亲的烟袋锅，就把这家人家的老婆子钉死，把狗吊死在井辘轳上，把畜粪涂在圣像上。村民们抽着烟斗，阴郁地注视着他的行踪。年轻的哥萨克散坐在野地上，数着数儿。数字不断扩大，整个村镇鸦雀无声。普里绍帕办完他的事后，回到空无一人的老屋。满屋的家具都叫人砸坏了，这可是他从小就熟悉的家具呀，他把屋里收拾好，就让人给他去打酒。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喝了两天两夜的酒，又是喝，又是哭，用军刀劈着桌子。 第三天夜里，村民们看到普里绍帕的农舍上冒出了烟。他叫火烧伤了，衣服也烧坏了，他晃晃悠悠地打牛栏里牵出母牛，将手枪塞进牛嘴，开枪把母牛毙了。大地在他身下冒着浓烟，一圈圈蓝色的火焰由烟囱里蹿出，飘散开去，留在牛栏里的小牛犊哞哞地哀号。火光熊熊，像是过复活节。普里绍帕解开马缰，跳上马鞍，割下自己的一绺头发扔进火场，拍马绝尘而去。 [41]高加索山民和哥萨克人的一种束腰、无领、胸部有子弹夹的袍子。​ 一匹马的故事 我们的师长萨维茨基掠人之美，把第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的坐骑，一匹白色的公马，硬要了去。这匹马，毛厚厚的，很是气派，就是膘厚了些，在我当时看来，这马略嫌笨重。作为交换，赫列勃尼科夫得到了一匹乌黑的母马，是匹不孬的纯种马，奔跑起来，如履平地。可他却虐待这匹母马。他怀恨在心，巴望有朝一日报此夺爱之仇，瞧，还真叫他等到了这一天。 六月份，萨维茨基一连打了好几场败仗，被撤了职，遣至后方当后备军官。于是赫列勃尼科夫给军部打了个报告，请求把那匹公马还给他。军参谋长在报告上批示：“将该公马归还原主。”赫列勃尼科夫心花怒放，跑了一百俄里的路去找住在拉德泽维洛沃城的萨维茨基，这个小城已被战火毁坏得像个衣不蔽体的女叫花子。被撤了职的师长孤家寡人般独自住在那里，各级指挥部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和他断绝了往来。各级指挥部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如今都把屁股对着这个战功赫赫的师长，胁肩谄笑地忙于从军长的微笑中钓取油滋滋的烧鸡。 萨维茨基虽身处贬黜，却俨然跟彼得大帝一样，浑身洒满香水，同一个名叫巴甫拉的哥萨克女人双宿双飞，这女人是他从一个犹太人军需官那里连同二十匹纯种马一起夺过来的，我们都认为这二十匹马是他的私产。太阳火辣辣地照着他的院场，受着它自身刺眼的强光的煎熬，他院场里的好几匹小马驹正在死命地吸着母奶，几个马夫汗流浃背地忙着用褪了色的风车筛燕麦。正义感和复仇心使赫列勃尼科夫怒火中烧，他大踏步走进好似筑起了街垒的院场。 “本人您认识吗？”他问躺在干草堆上的萨维茨基。 “我好像见到过你。”萨维茨基回答说，打了个哈欠。 “那就请您读一下参谋长的批示，”赫列勃尼科夫口气强硬地说，“我还请您，后备队同志，严肃点儿，跟我讲话就该像个军官的样……” “行，”萨维茨基用和解的口气应了一声，接过报告来，看了很久，久得过分了，后来，他突然叫唤那个哥萨克女人，她正在屋檐下的阴凉处梳头。 “巴甫拉，”他说，“瞧你，上帝呀，打一早上起就梳头了，还没梳好……去，把茶炊端来……” 哥萨克女人放下梳子，用手握住头发，甩到背后。 “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您今儿个是怎么啦，老是找碴儿，”她脸上挂着懒洋洋的、能降服这个男人的微笑，“瞧您，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她朝师长走过来，穿着高跟鞋，把胸脯挺得高高的，两只奶子一颠一颠的，活像是装在袋子里的两只小兽。 “老是找碴儿。”女人又重复了一遍，笑眯眯地替师长把衬衫前襟的扣子扣上。 “瞧我，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师长笑了，站起身来，搂住巴甫拉百依百顺的肩膀，突然，师长把脸转向赫列勃尼科夫，脸色铁青。 “赫列勃尼科夫，我还活着，”他搂着哥萨克女人，说，“我的脚还能走路，我还能骑着马走路，我的手还够得着你，我的大炮还暖烘烘地贴在我身上……” 他一把拔出贴肉插在肚子上的手枪，朝第一骑兵连连长逼将过去。 赫列勃尼科夫连忙旋动脚跟向后一个急转，把马刺碰得叮当直响，像递送加急文书的传令兵那样，快步走出院场。他为了去找军参谋长评理，又跑了一百俄里，然而军参谋长把赫列勃尼科夫轰了出去。 “连长，你的事已经解决，”参谋长说，“我已经把公马还给你了，我已经够烦了，你还来添乱……” 他不再听赫列勃尼科夫的申辩，把这名离队外出的连长交还给了第一骑兵连。赫列勃尼科夫离队已整整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我们连队给撵到杜宾森林整休。我们在那里安营扎寨，小日子过得美美的，我记得赫列勃尼科夫是在十二日，在星期天早晨归队的。他向我要了一刀白纸，还要了墨水。几个哥萨克替他把树墩刨平，他把手枪和纸放到树墩上，写将起来，一直写到天黑，糟蹋了不少纸。 “你成卡尔·马克思了，”天擦黑的时候，骑兵连政治委员对他说，“见鬼，你在写什么？” “我对照入党誓言，写下我的各种想法。”赫列勃尼科夫回答说，把退出布尔什维克的声明交给政治委员。 他在退党声明中说： 共产党的建立是为了欢乐，为了在一切事情上的坚定真理，共产党同样也应该关注小事情。现在我来谈一下那匹白公马，那匹马是我从一个极端反动的农民那里没收的，原是一匹皮包骨头的瘦马，许多同志放肆地嘲笑那匹马的样子，可我顶住了恶毒的嘲笑，为了共同的事业咬紧牙关，使公马发生了我所渴望的变化，这是因为，同志们，我喜欢白马，我把我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中所剩下的一丁点儿精力全花在了白公马身上，公马能够懂得我手势的意图，我也能懂得马需要什么，尽管马不会说话；而那匹不公正地换给我的黑母马我并不需要，我没法懂得它，我受不了它，所有同志都可作证，它差点儿送了我的命。可是党却没法把我心爱的马还给我，尽管做了批示，因此我已无路可走，只好流着眼泪写下这份声明，尽管战士是不兴哭鼻子的，可我止不住流泪，泪水刺疼我的心，刺得心流血…… 这就是赫列勃尼科夫在退党声明里边写的，他还写了不少其他的事儿，因为他写了一整天，所以声明很长。我跟政治委员足足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份声明上绞尽了脑汁，才弄明白了声明的意思。 “你真是个蠢货，”政治委员把声明撕成碎片，说，“晚饭后来找我，我要跟你谈谈。” “我不需要你的谈话，”赫列勃尼科夫浑身哆嗦着回答说，“你耍了我，政治委员。” 他笔直地站在那儿，两手贴着裤缝，浑身发抖，身子没动，两眼环顾着四周，像是在打量从哪条路逃走，政治委员一直走到他紧跟前，却没把他拦住。赫列勃尼科夫猛力一挣，夺路而逃。 “耍了我！”他爬上树墩，扯开衣服，一边抓着胸脯，一边狂嚎。 “萨维茨基，开枪吧，”他扑到地上，喊道，“毙了我吧！” 我和政治委员把他拽进帐篷，哥萨克们也来帮忙。我们替他烧了茶，给他卷了烟。他一边抽烟，一边像筛糠似的发抖。直到天黑，我们的连长才平静下来。他再也没提他那份荒唐的声明，但是一个礼拜后，他去了罗弗诺，经医学委员会检查，他身负六伤，允准他作为残废军人复员。 我们就这样失去了赫列勃尼科夫。为此我很难过，因为赫列勃尼科夫跟我性格相像，是个性情平和的人。全连只有他有茶炊。每逢不打仗的日子，我就跟他一块儿煮茶喝。同样的情欲激荡着我们。在我们两人眼里，世界是五月的牧场，是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牧场。 政委康金 我们在白采尔科维城的后面把波兰小贵族打得屁滚尿流，直杀得天昏地暗，连树木都翻倒在地了。我一大早就挂了彩，不过不打紧，伤得不厉害。我记得那是在大白天向着黄昏伛下身去的时候，我同旅长打散了，留在我身边的无产阶级只剩下五名哥萨克小兵。四周都在作对儿肉搏，搂得那个紧呀，就像神甫搂老婆那样，血打我体内一小滴一小滴往外淌，我的战马在我前边撒尿……总之各流各的。 我跟斯比里卡·扎布蒂冲到离树林较远的地方，抬头一望——这下算术派用场了……离我们三百俄丈的地方，不会再远，扬起一股尘土，不知是参谋部呢，还是辎重队。是参谋部固然好，是辎重队就更好。小伙子们的军装本来就蹩脚，现在更是破烂不堪，那么窄小的内衣，叫他们的性怎么成熟得了。 “扎布蒂，”我对斯比里卡说，“我准你说，你他妈的，尽管像报名要发言那般扯开嗓门说吧——知道吗，这可是他们的参谋部在撤退……” “参谋部这玩意自在得很，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斯比里卡说，“不过我们只两个人，他们却有八条汉子呢……” “快追，斯比里卡，”我说，“他们法道再高，我也要破掉他们……让我们为酸黄瓜和世界革命献出生命吧……” 于是我们拍马追了过去。他们一共八把马刀。我们一下子把两个脑袋瓜连根拧了下来。我看到斯比里卡把第三个押往杜霍宁的队部去检查他携带的文件。我盯住那个头头。这家伙长的一头红发，胸前垂着金表的表链。我把他逼向一个田庄。田庄里长满了苹果树和樱桃树。我那个头头的坐骑壮实得像商人的闺女，不过此刻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于是将军大人甩掉缰绳，举起毛瑟枪瞄准我，在我腿上打了一个洞眼。 “行呀，”我想，“我的大人，我这就叫你两腿一伸，嗝儿屁着凉……” 我扣动扳机，向他的坐骑射去两发子弹。真舍不得那匹公马。多好的一匹公马呀，活脱是个英姿飒爽的布尔什维克，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枣红的鬃毛赛过铜币，马尾像枚子弹，马腿跟一阵风似的。我本打算留下它的性命，将它送给列宁，结果成了泡影。我消灭了这匹马。它像个新娘子似的四仰八叉地倒了下去，我的头头从马鞍上翻落下来，滚到一边，后来又一次猛地掉过身子，在我身上打出了一个通风的窟窿眼。就是说，我在对敌斗争中连中三元。 “耶稣基督，”我想，“他怕是要乘我不备，把我干掉……” 我驱马到他跟前，只见他已经拔出军刀，泪水顺着面颊扑簌簌地往下流。啊，洁白的泪水，人类的乳汁。 “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得枚红旗勋章！”我大声说，“投降吧，乘我还活着！……” “不行，先生，”老头回答说，“你还是杀了我吧……” 就在这一瞬间，斯比里卡就像树叶挡住小草那样突然兀立在我眼前。他满脸大汗，两只眼睛鼓得铜铃似的。 “瓦夏，”他冲我嚷道，“我杀了多少人，说出来要吓死人！你面前这个家伙，穿着刺绣的军服，是个将军，我的手痒了，让我来结果他的性命。” “你滚到一边去，”我气呼呼地对扎布蒂说，“他这身刺绣的将军服，是我用鲜血换来的。” 我用我那匹母马驮着将军，向谷仓走去，那边有干草。那边安静，幽暗，凉爽。 “将军大人，”我说，“别不服老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向我投降吧，我跟你一起休息一会儿，大人……” 可他靠在墙根上，胸脯一起一落地喘着粗气，用一根通红的手指敲着脑门。 “不行，”他说，“你还是杀了我吧，我只把我的军刀交给布琼尼，我只向他缴械投降……” 他只向布琼尼缴械投降。唉，你呀，是我的灾星！我看得出——这老头儿宁愿一死了之。 “将军大人，”我大声说道，止不住哭了，格格地咬着牙，“我以无产阶级的语言告诉你，我本人就是高级首长。你别看我身上的军装没有刺绣，可我也不是等闲之辈。我有职称。我的职称是音响特技演员，是尼日尼伊城……伏尔加河上的尼日尼伊城社交界有腹语专长的人……” 这时，我如有天助。但见我眼前将军的一双眼睛变成了两盏灯笼，忽忽地闪着光。一片血红的大海在我面前展现。心头的委屈把盐撒在我的伤口上，因为我看出老爷子不信我的话。于是我闭紧嘴巴，收紧肚皮，吸了一大口气，用古老的方式、我们的方式、战士的方式、尼日尼伊的方式讲起腹语来，向这个波兰小贵族证明我没有打妄语。 那老头儿听了脸一下子煞白了，他捧住心，瘫坐在地上。 “现在你该相信我这个音响特技演员瓦夏，战无不胜的第三骑兵旅政委了吧？……” “政委？”他惊叫道。 “政委。”我说。 “共产党员？”他惊叫道。 “共产党员。”我说。 “在我行将成仁的时刻，”他喊叫着说，“在我只能吐最后一口气的时刻，我问你，我的哥萨克朋友，你真是共产党员还是骗骗我的？” “真是共产党员。”我说。 这时我的老爷子坐在地上，吻了吻他的护身香囊，把军刀折成两半，眼睛里燃起了火光，成了黑沉沉的草原上的两盏油灯。 “对不起，”他说，“我不能向共产党员投降，”随即跟我握了握手，“对不起，”他说，“你按士兵的方式砍死我吧……” 这则故事是N骑兵旅政委康金，三次红旗勋章获得者，有一回在打尖的时候，以他一贯的滑稽方式讲给我们听的。 “瓦夏，你跟这个将军大人谈出什么结果了吗？” “跟他谈出什么结果？……他这人特别高傲。我又苦苦劝了他一阵，可他死活不肯。于是我们搜走了他所有的文件和证书，没收了他的毛瑟枪，他，这个怪物的马鞍，直至今天还骑在我身下。后来，我发觉我的血流得越来越厉害，我一个劲儿地想睡，我的靴筒里灌满了血，我已经顾不上他了……” “这么说，让老头脱离了苦海？” “真是罪过。” [42]一种不动嘴唇而能说话的技巧，听起来似乎是由腹内或由身旁的什么地方说出来的。​ 小城别列斯捷奇科 我们由霍京市向小城别列斯捷奇科转移。战士们在高高的马鞍上打盹。歌声有气无力，好似行将干涸的溪水不死不活的流淌声。一座座千年的古墓里横七竖八地躺着狰狞的尸体。庄稼汉都穿着白衬衣，一见到我们便摘下帽子，捏在手里绞着。师长巴甫利钦柯的毡斗篷在师部上方飘动，像是一面阴森森的旆旌。他那毛绒的围巾帽围在毡斗篷外，腰际挂着一把弯刀。 我们穿过一座座哥萨克人的古墓和博格丹·赫马尔尼茨基的塔楼。从一块墓碑后面步履蹒跚地走出一个弹班杜拉琴的老人，他用童声唱着赞美哥萨克人昔日荣光的歌子。我们默默地听着他唱，后来，我们打开了所有的军旗，在震耳欲聋的军乐声中，开进了别列斯捷奇科。家家户户都用铁销闩住了护窗板，于是寂静，主宰一切的寂静，便登上了这个小城镇的宝座。 我被分派在一个艳闻四播的红发寡妇家住。我一安顿好，便梳洗一下上街了。路灯柱子上挂着告示，说是师政治委员维诺格拉多夫今晚将做报告，传达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精神。在我窗前，有几名哥萨克正以间谍罪处死一名白发苍苍的犹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声，挣脱了开来。说时迟，那时快，机枪队的一名鬈发的小伙子揪过老头的脑袋，夹到胳肢窝里。犹太老头不再吱声，两条腿劈了开来。鬈毛用右手抽出匕首，轻手轻脚地杀死了老头，不让血溅出来。事毕，他敲了敲一扇紧闭着的窗。 “要是谁有兴趣，”他说，“就出来收尸吧。这个自由是有的……” 哥萨克们拐过街角走掉了。我跟在他们身后，开始观光别列斯捷奇科的市容。城内住的大都是犹太人，俄罗斯族的皮革工人散居在城郊。他们很爱清洁，房屋是白色的，安有绿色的百叶窗。这些小市民不喝伏特加，只喝啤酒或者蜂蜜，在屋前的花园内种植烟草，并且像加利奇的农民那样，用一种弯状的长烟杆吸烟。 往昔的习俗在别列斯捷奇科城内已不复存在，可是在城郊却根深蒂固，幼芽在历时三个世纪之后，仍在沃伦地区古俗温暖的腐殖土上绽出新绿。犹太人在这里用发财致富的绳索把俄罗斯庄稼汉、波兰老爷、捷克移民和罗兹工厂捆绑在一起。他们是一伙走私者，是边界地区最有能耐的人，而且又是斗士，几乎永远为宗教信仰而战。哈西德派把终日忙碌的居民，像小酒馆老板、贩夫走卒、经纪人之类，置于他们令人窒息的主宰之下。男孩子们依旧穿着长袍，踏着百年不变的道路，去哈西德派的犹太小学学习经文，老婆子依旧跟过去一样带着新嫁娘去柴迪克那里祈求多子多福。 这里的犹太人的住房很宽敞，都漆成白色或者浅蓝色。这种建筑形式有很大缺陷，数百年来未见改进。屋后没有院场，只有一排板棚，有的两层，有的三层。板棚终年不见太阳，里边阴暗得难以形容，下面有暗道通至地窖和马厩。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暗道可以躲避枪弹和强盗。日积月累，这里生活垃圾和畜粪堆积如山。刺鼻的秽气和粪便酸腐的恶臭使这类暗道的氛围阴森可怖。 别列斯捷奇科直到今天仍然笼罩在臭气中，人人身上都有一股腐烂的鲱鱼的气味。这个小城镇散发着臭气，等待着新时代的到来，城里不见来来往往的行人，只见到处都是有关边境发生的种种祸事的褪了色的告示。日落前，我已对这些告示厌烦了，便向城外走去，登上了山冈，走进了拉齐波尔斯基伯爵荒废了的城堡，伯爵不久前还是别列斯捷奇科的统治者。 落霞的宁静使城堡外的荒草幽幽泛蓝。月亮爬到了水塘上空，绿得好似蜥蜴。隔着窗户，我望见了拉齐波尔斯基伯爵的领地——牧场和啤酒花种植场，暮色好似一条条波纹绸铺在种植场上。 先前居住在这个城堡里的是伯爵夫人和他的儿子，夫人九十高龄，精神失常。她对儿子十分恼火，因为儿子没给这个眼看要绝种的家族生下一男半女，据庄稼汉告诉我，伯爵夫人还用车夫的马鞭抽打儿子。 山冈下的广场上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农民、犹太人、城郊的皮革工人都来了。维诺格拉多夫亢奋的讲话声和他马刺的声音在人们的头顶上空震响。他在宣讲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而我沿着城堡的墙壁来回踱步，墙上刻着一群宁芙仙女的雕像，她们鼓出眼睛，跳着古老的环舞，后来我在屋角踩得稀脏的地板上，捡到一张撕剩一半的信笺。上边用褪了色的墨水这么写道： 别列斯捷奇科，一八二〇年。保罗，我心爱的朋友，据说拿破仑皇帝死了，这是真的吗？分娩很轻松，我们的小英雄要满七周了…… 山下，政治委员的声音还没有停息，他满腔热情地要那些如坠五里雾中的小市民和被抢得精光的犹太人相信： “你们就是政权。这儿的一切都属于你们。贵族老爷从此不再存在。我这就着手准备革命委员会的选举……” [43]乌克兰弹拨乐器的一种。​[44]波兰犹太人的宗教神秘主义团体哈西德派出现于十八世纪中叶，故有此说。​[45]柴迪克是哈西德派的宣教师，意为“正义者”，职务世袭。​[46]希腊神话中一些住在山上、树林里、沼泽地、水泉江河边的低级女神（或仙女），形象是美丽的少女，性格善良，皆长生不老，但非永生不死。​[47]原文为法语。​ 盐 “亲爱的主编同志，我想给您描绘一下那些个挖我们墙脚的妇女是何等的没有觉悟。您遍访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写了许多报道，我相信您不会忽略一个名叫法斯托夫的民风刁恶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位于某个遥远的国度里某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我当然去过那里，喝过私酿啤酒，用以润湿唇髭，但没有咽下肚去。关于上述车站，有许多东西可写，然而就如我们家乡的俗话所说，别把上帝拉的屎搬过来当宝贝。所以我只写给你看我亲眼见到的。 “七天前，一个月色如洗的宁静夜晚，我们骑兵军那列劳苦功高的军用列车满载士兵，在那个车站上停了下来。全军战士都满怀激情地要把我们的共同事业推向前进，急于奔向别尔季切夫。可是我们发觉我们的专列却偏偏不起动，我们的‘加夫里尔号’无意启碇，它为什么要在这里中途停泊？原来这次中途停泊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背袋贩子，这些凶恶的敌人，其中妇女同样也占有半壁江山，正在厚颜无耻地对付铁路当局。他们大胆地抓住火车的扶手，在铁皮车顶上飞快地奔来跑去，又是跳又是蹦，闹得不可开交，而且每个人手里都携有大名鼎鼎的盐，一袋足有五普特重。然而背袋贩子资本的胜利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战士们一个个自告奋勇地跳出车厢，终于让备受凌辱的铁路工作人员得以喘口气。车站周围只剩下了背袋子的妇女。战士们出于侧隐之心，让一些女人坐进了生有炉子的车厢，可是有些女人却没让搭乘。我们二排那节车厢里也坐进了两个姑娘，头遍铃响的时候，有个挺体面的女人抱着个娃娃，走到我们车厢前说： “‘亲爱的哥萨克兄弟，让我上车吧，自从打仗以来，我成天抱着个吃奶的娃娃，在各地车站受苦受难，这回我想乘车去跟我丈夫团圆，可铁路上怎么也不让我搭车，哥萨克兄弟，难道你们就不可怜可怜我？’ “‘妇人，’我对她说，‘话说在前面，您的命运怎么定，得看我们排里是不是同意。’于是我对我们排的战士们说，有个挺体面的妇女要求搭乘咱们的车子去某地跟她丈夫团圆，她手里的确抱着个娃娃，你们的意见怎样，让她上车还是不让？ “‘让她上吧，’弟兄们说，‘她跟咱们过招后，就不会稀罕她那个丈夫了！……’ “‘不，’我客客气气地对弟兄们说，‘弟兄们，我向你们鞠躬致谢，可听你们说出这么下流的话，我着实吃惊。弟兄们，想想你们是怎么长大的，你们自己也都是由你们的母亲奶大的，因此你们说出这样的话好像不太应该吧……’ “哥萨克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说，他巴尔马绍夫说得有道理，便让这个女人上车，她千恩万谢地爬进车厢。每个哥萨克都被我这番充满真理的话烧得心头火辣辣的，安顿她坐下，争先恐后地说： “‘妇人，您坐在角落里，像所有做娘的一样，好生给您孩子喂奶，谁也不会上角落里来碰您的，您将如愿地回到您丈夫身边，没人会坏您的贞操，我们相信您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您会好好地给我们抚育接班人，因为我们老的一天天更老，年轻的却很少。我们不管是现役的，不管是超期服役的，日子都不好过，又是挨饿，又是挨冻。至于您，妇人，尽管放心地坐在这儿……’ “响起第三遍铃声，列车开动了。美不胜收的夜景映满了天幕。天幕上缀满了油灯一般大的星星。战士们思念起库班的夜和库班绿莹莹的星斗。渐渐地，小枕头像鸟儿一样飘飘忽忽地飞逝了。而车轮则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 “随着时间的推移，夜下岗了，于是红军的鼓手在红色的鼓上击响了晨鼓，哥萨克们发现我坐在铺上一夜没睡，满脸忧色，便走到我眼前。 “‘巴尔马绍夫，’哥萨克们对我说，‘你干吗这么发愁，坐了一宿没睡？’ “‘战士们，多谢关心，请原谅，让我跟那个女公民讲几句话……’ “我晃晃悠悠地打我铺位上站起身来，睡意像头逃避恶犬追逐的狼那样从睡铺上逃掉了，我走到她跟前，从她手里抢过孩子，扯开孩子身上的布片，看到里边包着整整一普特盐。 “‘同志们，瞧，多乖的孩子，不向大婶要奶喝，没尿湿她的裙子，也没吵得大家不能睡……’ “‘亲爱的哥萨克弟兄们，原谅我，’那女人冷冰冰地插进来说，‘骗人的不是我，骗人的是我遭的灾难……’ “‘巴尔马绍夫可以原谅你的愤恨，’我回答那妇人说，‘巴尔马绍夫为你的灾难花的代价还不算大。何况巴尔马绍夫花了多少代价，就会讨还多少代价。可是妇人，你看看哥萨克们，他们把你抬高到了共和国劳动人民母亲的地位。你看看这两个姑娘，她们现在还在那儿哭，一夜下来，她们遭了多少罪呀。你再看看在库班麦田里种麦的我们的妻子，她们守着活寡，耗尽了女人的力气，而她们的丈夫，也都过着光棍一样的日子，人性本恶，便身不由己地强暴落到他们生活中来的姑娘……可你，他们却没有碰一下，尽管你是个坏心肠的女人，操了你也活该。再看看俄罗斯，遍体鳞伤……’ “可她却对我说： “‘我的盐完蛋了，我不怕讲真话。您可不是在为俄罗斯着想，您是在救犹太佬的命……’ “现在不谈什么犹太佬，你这个该千刀万剐的女人。犹太佬跟这事挨不着边。而您，卑鄙的女人，比那个骑着价值千金的骏马、挥舞着马刀、威吓我们的白匪将军还要反革命……他，那个将军，在亮处，是看得见的，从哪条路上都看得见，劳动人民可以想办法把他结果掉。可你们这些数也数不过来的女人，抱着你们那些不吃不跑的娃娃，却像跳蚤一样，躲在暗处，看不见你们，而你们却咬呀，咬呀，咬呀…… “我要承认，我把这个女公民扔下了飞驰的列车，可她却像铁打的一样，坐了一会儿，拍了拍裙子，又去走她那条卑劣的路。我看到这个女人居然平安无事，看到她四周满目疮痍的俄罗斯、颗粒无收的农田和遭到凌辱的姑娘，看到那么多的同志杀奔前线，生还的却寥寥无几，我想跳下车去或者自杀，或者把她杀死。可哥萨克们舍不得我，劝我说： “‘给她一枪。’ “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 “为此，我们二排全体战士，向您，亲爱的主编同志，向你们，编辑部全体同志，鞠躬致意，你们对待一切叛徒绝不可心慈手软，因为他们要把我们推入泥潭，使河水倒流，使俄罗斯死尸枕藉，荒草遍野。 “二排全体战士的代笔者——革命战士尼基塔·巴尔马绍夫。” [48]“加夫里尔号”原为波罗的海舰队的驱逐舰，一九一六年起服役，一九一九年国内战争期间，因在科波尔湾和喀琅施塔得击退英国军舰进攻而著名。一九一九年十月被击沉。​[49]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时期，大批贩子从乡下把粮盐等食品用袋子背至城市贩卖，这种投机行为史称“背口袋的买卖”，称贩子为“背袋贩子”。​ 夜 啊，俄国共产党党章！你铺设了一条神速的铁路穿越俄国纪事陈腐的泥淖。你使梁赞的三颗怀着耶稣激情的单身汉的心成为《红色骑兵报》的编辑，你之所以使他们成为编辑，就是要他们每天编写出一张充满大无畏精神和粗俗笑料的报纸。 他们三人——患有白内障的加林、害有肺痨病的斯林金、肠子溃疡了的塞切夫——行走在后方贫瘠的尘土中，用他们的报纸在那些退役了的青壮年哥萨克、那些挂名当波语翻译的预备役内的滑头，以及由莫斯科派至我们政治部专列上来的劳军姑娘们中间煽起叛逆精神与火焰。 报纸——置于骑兵军手中的硝化甘油炸药的导火索——往往要到天黑前才编就。外省的残阳好似一盏斜挂于空中的灯笼正在渐渐熄灭，印刷厂的灯火跟印刷机一样充满激情，把光芒射向四方。一直要到半夜时分，加林才走出车厢，好让他对我们专列的洗衣妇伊琳娜难舍难割的单相思咬得他战栗不已。 “上一回，”削肩膀、脸色苍白、高度近视的加林说道，“伊琳娜，上一回我们谈了血腥的尼古拉怎样被叶卡捷琳堡的无产阶级判处极刑，怎样被枪决的事。现在我们再来谈其他几个暴君是如何横死的。彼得三世是给他妻子的情夫奥尔洛夫活活掐死的。保罗是被他的几个近臣和他的亲生儿子毒死的。大棒尼古拉中毒而死，他儿子三月一日暴卒，他孙子纵酒无度而死……伊琳娜，这些事你都该知道……” 加林抬起那只还没长出白翳的眼睛爱火如炽地谛视着洗衣妇，孜孜不倦地一一打开已故帝王的陵墓。弓背扛肩的他，浴满月光，月亮矗立在高处，像是个蛮不讲理的刺儿头，印刷机在他近旁轰响，电台射出洁净的灯光。伊琳娜靠在厨师瓦西里的肩上，听着这低沉、荒唐的爱的表白，在她头顶上，天空好似长满水草的黑潭，星星于其中蹒跚而行，洗衣妇直想打瞌睡，不时在浮肿的嘴唇上画十字，睁大眼睛望着加林。 坐在伊琳娜身旁的肥头大耳的瓦西里，一个劲儿地打着哈欠，他跟所有的厨师一样，对于卿卿我我的谈情说爱，嗤之以鼻。厨师，他们成天跟死畜的肉和活人的食欲打交道，因此厨师感兴趣的都与这二者有关。瓦西里也是如此。他把裤腿高高卷起，向加林打听了半天各国国王的王室费和公主的陪嫁，后来，他打了个哈欠，说： “阿里沙，都下半夜了。明儿还要过一个白天呢。该睡觉捻跳蚤去啦……” 说罢，他和伊琳娜关上了厨房的门，留下加林孤零零一个人跟月亮作伴，月亮矗立在高处，像个蛮不讲理的刺儿头……我戴着副眼镜，脖子上长了好几个疖子，两腿上缠着绷带，坐在已经入睡了的池塘边正对月亮的斜坡上。加林朝我走过来，他眼睛上的白翳闪着光，此时我正用乱哄哄、一味追求诗情画意的脑子像煮粥那样煮着阶级斗争。 “加林，”被自怨自艾和孤独感压垮了的我说道，“我病了，看来我要活到头了。我在咱们骑兵军活得太累了。” “您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加林回答说，戴在他枯瘦的手腕上的表指着午夜一点，“您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命里注定得忍受你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正在为你们剥去核桃的硬壳。用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会看到剥净了硬壳的核桃仁，那时你们连鼻孔里都会伸出手来捡核桃仁吃，你们就会用美妙的散文赞颂新生活，而现在，您给我安安静静地坐着，没有出息的东西，别向我们诉苦，发牢骚。” 他又朝我身边挪了挪，给我缠好从我疥疮伤口上掉下来的绷带，然后把头垂到他的鸡胸上。夜抚慰着忧伤中的我们，轻风一如母亲的裙裾，拂遍我们全身，身下润湿鲜嫩的青草熠熠闪光。 列车上印刷厂轰鸣的机器吱嘎响了一下就静息了，一抹晨曦勾勒出天陲的轮廓。厨房门吱扭一下打了开来。四只脚跟粗大的脚伸到了凉爽的门外，于是我们看到了伊琳娜可爱的小腿肚和瓦西里的大脚趾，趾甲是歪扭的、污黑的。 “瓦西里，”那娘们儿用亲昵、几近窒息的声音说，“打我铺上走开，烦死了……” 可是瓦西里猛地蹭了下脚跟，更紧地贴在伊琳娜身上。 “骑兵军，”这时加林对我说，“骑兵军是我们党中央所变的一种社会戏法。革命的弧线把满脑子偏见的哥萨克自由选民抛到了第一线，然而党中央因势利导，用钢铁的梳子将他们梳理……” 于是加林谈起了第一骑兵军的政治教育。他谈了很久，声音低沉，条理清晰。他白翳上的眼皮一个劲儿地打架。 [50]指古罗斯最大的编年史汇集《往昔纪事》。​[51]指尼古拉二世（1868-1918），俄国末代皇帝（在位期1894-1917），亚历山大三世之子，在位期间，俄国卷入俄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崩溃的边缘。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将其推翻。一九一八年，根据乌拉尔斯克州苏维埃决定，在叶卡捷琳堡被枪决。苏联解体后，拾其遗骨入柩，移灵至罗曼诺夫王朝历代帝王寝陵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堂。​[52]彼得三世（1728-1762），彼得大帝的外孙，俄国沙皇，一七六二年一月即位，同年七月中旬被其妻叶卡捷琳娜与情夫贵族军官葛里高里·奥尔洛夫发动宫廷政变推翻，数日后，葛里高里的弟弟阿历克塞将其杀死于狱中。其子保罗一世登基后，将其灵柩移至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堂。​[53]指保罗一世（1754-1801），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之子，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一年的俄国沙皇，在全国推行军事警察制度，在军队中建立普鲁士秩序。后，其近臣及皇储亚历山大潜入米海洛夫斯基宫，将其杀死于卧室之中。​[54]指尼古拉一世（1796-1855），保罗一世的第三子，一八二五年起为俄国沙皇，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建立了政治警察机构第三厅，迫害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谢甫琴科等自由思想家，镇压波兰起义和匈牙利革命，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55]加林的小名。​[56]指旧俄时不堪忍受压迫而逃亡到边远地区的农奴。​ 阿弗尼卡·比达 我们在列什纽夫城下恶战。到处都是如障壁般密不透风的敌军骑兵。波军强硬战略的弹簧带着不祥的啸声弹跳开来，迫使我们退却。自开战以来，我们的背部第一次尝到侧翼突击和突破后方的厉害，其可怕的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这套战术原是我们一贯运用自如的撒手锏。 步兵在列什纽夫城下布下战线。肤色灰白、赤着脚的沃伦地区的庄稼汉，沿着挖得歪歪曲曲的战壕一字排开。昨天从各村征集了这支步兵，以便使骑兵军拥有一支步兵预备队。农民都心甘情愿应征。他们打得十分卖力。庄稼汉那种不顾死活的凶猛连布琼尼的战士也啧啧称奇。他们对波兰地主的仇恨是建立在一种无形然而坚实的基础之上的。 到了战争第二阶段，呐喊已不再对敌人的神经起作用，骑马冲击对隐蔽于战壕中的敌军而言已毫无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自行组建的这支步兵本该对我们骑兵军大有好处。然而我们太穷，每三个庄稼汉才摊上一杆枪，所发的子弹又都不适用于步枪。所以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把这支名副其实的民军解散回家了事。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列什纽夫城下的战斗。这支装备蹩脚的兵勇据守在距小城五俄里的战壕内。在战壕前面，一个背有点驼的戴眼镜的青年人在那儿踱来踱去。他腰际挎着把马刀，走路时，一步一跳，一脸不满之色，像是靴子在夹他的脚。这个庄稼汉的统领是由庄稼汉们选出来的，是名犹太小伙子，为人和蔼可亲，高度近视，满脸肺痨病患者的病容和塔木德学究的迂执。在作战中，他有勇有谋，小心从事，冷静得近乎冷漠，颇像幻想家那种心有旁骛的样子。 这时是七月长昼的下午两点。热浪好似彩虹的蜘蛛网在空气中闪闪发光。忽见一长条由戎装和编成辫子的马鬃交织成的喜气洋洋的洪流由山冈后面亮锃锃地翻过山头。那个小伙子发出了进入战斗准备的信号。庄稼汉们把树皮鞋踩得啪哒啪哒直响，奔跑着各就各位，举起枪准备射击。不料却是一场虚惊。原来前进至列什纽夫公路的是马斯拉克手下一连连花里胡哨的骑兵。他们的战马精瘦，矫健，迈着阔步，向前进发。在包有繁复的天鹅绒璎珞的镀金旗杆上，在火辣辣的尘柱间，飘拂着华丽的旗帜。骑手们以一种高傲而又粗鲁的冷漠策马而行。蓬头垢面的兵勇从他们的坑里爬出来，目不转睛地望着这股富有弹性的优雅的人流，惊叹得连嘴巴都合不拢了。 旅长马斯拉克骑着一匹支棱八翘的草原驽马走在团队最前面。此人周身流着酒鬼的血液和油腻的腐液。他的肚子好似一匹肥硕的雄猫躺在包银的鞍桥上。他一看到这帮装备蹩脚的兵勇顿时兴起，招招手，把排长阿弗尼卡·比达叫到跟前。这位排长，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马赫诺”，因为他的长相跟首领活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两人——旅长和阿弗尼卡，咬了一会儿耳朵。阿弗尼卡随即回到第一骑兵连，伛下腰，小声下令：“加鞭！”哥萨克立即以排为单位转入大跑。他们快马加鞭地朝战壕冲去，而那帮兵勇却像看热闹似的从战壕里兴致勃勃地望着疾驰而来的骑兵。 “战斗准备！”响起了阿弗尼卡似乎很遥远的凄凉的声音，活像鸡啼。 马斯拉克将马驱到一边，呼哧着，咳嗽着，乐哈哈地观战，哥萨克发动了冲击。可怜的兵勇们拔腿想逃，可为时已晚。哥萨克的鞭子已经抽在他们破烂的长袍上了。骑手们横冲直闯，以非凡的技巧挥舞着手里的皮鞭。 “干吗这么胡闹？”我朝阿弗尼卡吼道。 “逗个乐。”他一边回答我，一边在鞍子上扭动身子，把一个躲在树丛里的小伙子提溜了出来。 “逗个乐呗！”他高声说，慢条斯理地摆弄吓得晕了过去的小伙子。 威风凛凛的马斯拉克心软了下来，挥了一下他肥胖的手，于是一场恶作剧结束了。 “兵勇们，别只知道傻里巴唧地看热闹，”阿弗尼卡咋呼说，神气活现地挺直骨瘦如柴的身子，“捉虱子去吧，兵勇们……” 哥萨克们相互笑了笑，排列成队。兵勇们连影子都不见了。战壕里空空如也。只有那个驼背的犹太人还站在原地，透过眼镜专注、傲岸地打量着这伙哥萨克。 列什纽夫那边枪战声没有断过。波兰人包围了我们。用望远镜已可看到成单行动的骑兵侦察兵。他们飞马驶出小城后翻身下马，活像一个个不倒翁。马斯拉克将各骑兵连组编定当，部署在公路两旁。列什涅夫的上空没有一片云朵，空荡荡的，特别明亮，每当大祸将至时，天空往往如此。那个犹太人仰起头，悲愤地用力吹响铜哨。于是兵勇们，挨到鞭打的兵勇们，又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上。 子弹密集地朝我们方向飞来。旅部已落入机枪扫射的射程之内。我们急忙穿越公路右侧的灌木丛，向树林退去。被子弹打得乱颤的树枝在我们头顶坼裂作响。我们穿过树丛后，发现哥萨克们已不在原地。他们已奉师长命令，撤往布罗德了。只有庄稼汉还从他们的战壕里发出零星的枪响，还有掉队了的阿弗尼卡在追赶他的排。 他在路的最边沿向前行去，不时回头张望，嗅嗅空气。刹那间射击减弱了。这位哥萨克心想这个喘息时刻是个大好机会，立即纵马袭奔。不料就在这一瞬间，一颗子弹射穿了他坐骑的脖子。阿弗尼卡还跑了一百来步，正好来到我们队列里，那马猛然跪下前蹄，瘫倒在地上。 阿弗尼卡慢慢地把压在马身下的脚从马镫里抽出来。他蹲下身子，把一根红铜色的手指伸进马的伤口抠弄了一会儿。后来，阿弗尼卡站起身来，用椎心泣血的目光环视着亮闪闪的地平线。 “别了，斯捷潘，”他从倒地的牲畜旁倒退了几步，朝它深深一躬，木然说道，“没了你，叫我怎么回到咱们平静的村镇去……叫我把你身上的绣花鞍子搁到哪里去？别了，斯捷潘，”他用稍大的声音又说了一遍，连气都喘不过来了，像只被逮住的耗子那样尖叫了一声，放声大哭。他扯心裂肺的号哭声直冲我们耳际，我们看到阿弗尼卡活像教堂里那种歇斯底里的女人那样连连地鞠着躬。“哼，我决不听任命运的播弄，”他吼道，把两只手从面如死灰的脸上拿开，“哼，我要心狠手辣地砍杀不齿于人类的波兰小贵族！直杀到最后一口气，流尽最后一滴血……我当着村镇所有亲爱的兄弟的面，向你保证，斯捷潘……” 阿弗尼卡把脸扑在马的伤口上，不再哭叫。马用它晶莹、深邃的紫色眼睛注视着它的主子，倾听着声嘶力竭的阿弗尼卡的哼哧声。马满怀柔情地昏死了过去，把瘫倒在地的脑袋在地上移动了一下，顿时两注鲜血像两根缀满红宝石的皮轭顺着露出白色筋肉的胸前流去。 阿弗尼卡扑倒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马斯拉克移动着他的一双胖脚，走到马跟前，把左轮手枪插进马耳朵，开了一枪。阿弗尼卡蹦了起来，转过他的麻脸来，瞪着马斯拉克。 “阿弗尼卡，收拾起马具，”马斯拉克和颜悦色地说，“回部队去……” 我们打小山包上看到了阿弗尼卡给沉重的马鞍压弯了腰，脸灰一块，红一块，像剁开的肉，在尘土弥漫、烈日炎炎的荒漠的旷野里，无限孤独地朝他的骑兵连走去。 晚上，我在辎重队里看到了他。他睡在一辆大车上，车上放着他的全部财产——马刀、军大衣和几枚打穿了的金币。这位排长的脑袋枕在马鞍的凹处，脸上沾了层血污，嘴是歪扭的，死灰色的，模样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身旁放着那匹死马的全副马具，哥萨克骏马繁复精致的全套服饰——缀有黑色璎珞的前靷、缀满各色宝石的鞘搭和嵌有镶银图案的笼头。 黑暗越来越浓重地向我们袭来。辎重车队慢腾腾地沿着布罗德大道向前行去，朴质无华的繁星顺着天穹的银河运行，远方的村落在凉爽下来的深夜中亮着点点灯火。副连长奥尔洛夫和八字胡皮岑科就坐在阿弗尼卡的大车上议论阿弗尼卡的不幸。 “那马是从家里带来的，”八字胡皮岑科说，“这样好的马再上哪儿去找？” “马是他的朋友。”奥尔洛夫说。 “马是他的父亲，”皮岑科喟然长叹，“马救了他无数次的命。没了马，比达要遭殃了……” 第二天早晨，阿弗尼卡不见了。布罗德城下的战斗开始了，又结束了。波军由失败转为暂时的胜利，我们经受了撤换师长的痛苦，而阿弗尼卡却始终未见人影。可各处的乡村却怨声载道，阿弗尼卡穷凶极恶地打家劫舍，他行劫的踪迹告诉我们他所走的道路是险恶的。 “他在找马。”骑兵连里这么议论这位排长，在我们为避敌而东奔西逃的漫漫长夜里，我不知多少回听到他如何凶残地抢劫马匹的传说。 兄弟部队的战士在离我们营地几十俄里的地方碰见过阿弗尼卡。他伏击掉队的波兰骑兵，或者在树林里四处搜索，寻找农民藏匿的马群。他火烧村庄，以藏匿罪枪毙波兰村长。他单枪匹马像凶神恶煞一般搏斗的余音，他这匹孤狼偷袭人烟稠密的村落的余音，不时传至我们耳际。 又过了一个星期。战局不利等引人关注的事，把有关阿弗尼卡阴森可怖的蛮勇之举的各种传说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剔除一尽，人们将“马赫诺”遗忘了。后来谣传加利奇的农民在一处树林里将他活活砍死了。于是在我们举行进驻别列斯捷奇科的入城式那天，第一骑兵连的叶麦里扬·布嘉克便去找师长，请求把阿弗尼卡的那副铺有黄色毡鞍垫的马鞍拨归他使用。叶麦里扬想骑在这副新鞍子上参加阅兵式，可他没能如愿。 我们于八月六日进入别列斯捷奇科。走在我们师最前面的是新任师长的亚洲别什麦特和大红卡萨金。列夫卡，一个狐假虎威的奴仆，牵着师长的坐骑——一匹种马场的小母马。富有威慑力的绵延不绝的军乐声沿着别具一格而又贫困的大街小巷飞驰。一条条破败的胡同，由陈旧的摇摇欲坠的梁木组成的林子穿越整个小城。受到岁月侵蚀的市中心，令人回肠荡气的腐烂的气息朝我们扑来。走私犯和两面三刀者全躲在他们阴暗的广厦里。只有打钟人潘·柳多米尔斯基穿着绿色的常礼服，站在天主教堂旁边迎接我们。 我们过了河，进入小市民街区。我们快要到天主教教士家时，阿弗尼卡由街角拐了过来，赫然骑着一匹魁乎其伟的公马。 “向你们致敬。”他一边用嗄哑的声音说道，一边分开战士，走到队列中他自己的位子上。 马斯拉克眺望着平淡无奇的远处，没有回过身来，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马是从哪儿弄来的？” “自个儿的。”阿弗尼卡回答说，随即卷了支烟，用舌头略略舔了几下烟纸，将其粘住。 哥萨克一个接一个驱马来到他跟前，向他问好。在他晒得焦黑的脸上，已看不到左眼，代之以大得出奇的丑陋的粉红色肿块。 第二天一早，阿弗尼卡便去逛大街。他在天主教堂内，砸碎了圣瓦伦廷的圣骨匣，还试着去弹奏管风琴。他身上穿着一件用宝蓝色毯子裁成的上衣，背部绣着百合花，在他那只淌泪的眼睛上，汗渍渍的额发梳得整整齐齐。 午饭后，他给马备上鞍，用步枪射击拉齐波尔斯基伯爵的城堡上钉死的窗户。哥萨克围着他站了半个圈……他们撩起马尾巴观看，抚摸马腿，数着马的牙口。 “是匹好马。”副连长奥尔洛夫说。 “马挺壮实。”八字胡皮岑科证实说。 [57]即马斯利亚科夫，四师第一骑兵旅旅长，一个恶习难改的游击队员，很快就背叛了苏维埃政权。——原注​[58]突厥、蒙古、高加索等民族的一种紧身外衣，胸部和腰部紧贴身体，长及膝盖。​[59]一种后身打褶的立领男上衣。​[60]圣瓦伦廷（？-3世纪），基督教两位殉教者都名瓦伦廷。一个是罗马教会司铎兼医生，死于罗马皇帝苏狄乌二世迫害基督教时；另一个瓦伦廷是意大利境内特尔尼的主教，大概也是在罗马殉教的。他们原本也可能就是一人，经过讹传而成为两人。​ 在圣瓦伦廷教堂 我们师于昨天傍晚占领别列斯捷奇科。师部设在天主教教士图津凯维奇的府邸内。他在我们部队进城之前装扮成女人，逃出了别列斯捷奇科。我对他早有所闻，他在别列斯捷奇科侍奉天主已有四十五年，人品很好。市民希望我们了解这一点，便对我们说，连犹太人都喜欢他。在他任内，他重修了古教堂。修缮工作在圣殿三百周年纪念日那天全部竣工。由日托米尔主教亲自来主持那天的庆典。高级僧侣们披着圣袍在教堂前祈祷。他们一个个大腹便便、慈眉善目，像是一口口扣在露珠泫然的草地上的钟。善男信女犹如河水一般由四乡涌来。庄稼汉纷纷跪到地上，吻教士的手，那天空中祥云缭绕，紫气腾腾，真是见所未见。连天空也展开彩旗，向古老的教堂致敬。主教本人吻了图津凯维奇的额头，称他为别列斯捷奇科之父。Pater Berestecka。 我是在师部听到这段故事的，那时我正在师部对我们的巡逻部队在拉德齐霍夫区侦察利沃夫动静时所获得的情报进行分析。我披阅着材料，身后勤务兵的鼾声诉说着我们见不到尽头的无家无室的军旅生活。由于欠睡而蔫头耷脑的文书们一边抄写给本师各部的命令，一边吃着黄瓜，打着喷嚏。直到中午，我才空下来，走至窗前，看到了别列斯捷奇科的圣殿——宏伟而又洁白。它在并不灼人的阳光下，宛如一座瓷器的宝塔。在它熠熠生光的两侧不时有中午的闪电一闪而过。凸起的边棱由古老的绿色圆顶上轻泻而下。玫瑰红的嵌条在圣殿正面白色的石墙间微微发光，圣殿顶端的圆柱，纤巧得犹如一支支蜡烛。 后来管风琴的琴声令我的听觉大吃一惊。就在这一刻，师部门口出现了一个蓬头散发的老婆子，发色焦黄如蜡。她走路时像一只被打断了腿的狗，一瘸一拐地打着转，身体几乎贴近地面。她的眼睛里满是盲人白糊糊的分泌物，而且泪如泉涌。管风琴声传至我们耳际，时而呆滞，时而急促。其声举步维艰，余音似在诉苦，拖得很久。老婆子用她焦黄的头发抹去泪水，坐到地上，吻我膝盖下边的靴筒。管风琴声停息了一会儿，忽又用低音哈哈大笑起来。我抓住老婆子的一只手，回头望了一眼。文书们在嗒嗒有声地打字，勤务兵的鼾声越来越响。他们的马刺在蹭破天鹅绒沙发套下面的呢子沙发面。老婆子像抱婴儿似的抱住我的皮靴，满含温情地吻着。我把她拖到门外，锁上身后的门。天主教堂光耀夺目地耸立在我们面前，像是舞台布景。教堂侧门洞开，在波兰军官们的坟墓上乱扔着马的颅骨。 我们跑进院子，穿过昏暗的走廊，走进一间附筑在祭坛旁的四四方方的房间。第三十一团的女护士萨什卡正在那里忙碌。她在翻检一大堆不知谁撂在地上的丝绸。那堆撂在地上的丝绸，以及花朵和屋内的霉味，交融在一起，散发出死气沉沉的香味，钻进她颤动的鼻孔，毒化着她，弄得她鼻子里痒痒的。后来几个哥萨克走了进来。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抓住萨什卡的一条手臂，猛地将她摔倒在堆得像小山似的衣料和书本上。萨什卡春意盎然的胴体裸露了出来，散发出一股体臭，活像新宰杀的牛的那种气味。裙子被撩了起来，女骑兵结实得像铁柱一般而又匀称有致的大腿赫然在目。一个叫库尔久科夫的傻头傻脑的小伙子骑到她身上，像在马鞍上那么颠着，做出一副欲火中烧的样子。她一把推开他，冲出了门去，直到这时，我们才穿过祭坛，走进教堂。 教堂内阳光充沛，到处是一缕缕光线，一根根光柱，笼罩着令人愉悦的凉爽感。我怎么会忘记挂在右侧副祭坛旁的阿波廖克的那幅画？在这幅画里，十二个面色红润的神甫摇晃着用带子编成的摇篮，里边躺着胖嘟嘟的婴儿耶稣。他的脚趾是张开的，身上沁满夏晨的汗珠。圣婴仰卧着，背部胖得起褶，他躺在那儿手挠脚蹬。十二使徒戴着主教冠俯身在摇篮上。他们的脸都刮得发青，火红的披风在肚子上鼓了起来。使徒们的眼睛里闪烁着睿智、意志和快乐的光芒，嘴角荡漾着微笑，双下巴上隆起火红和深红的疣子，好似五月的萝卜。 从圣徒的塑像来看，别列斯捷奇科的这座圣殿对两位人子所受的死亡之苦有他们独到的引人入胜的见解。在这座圣殿内，两位圣徒的塑像是以意大利歌唱家的风采走向刑场的，连刽子手的黑发也像俄耳甫斯的胡子一样灿烂生光。就在圣幛上方，我看到了约翰遭到亵渎的画像，也出自阿波廖克让人着迷的异端之笔。在这幅画中施洗者约翰的俊美是挑逗性的、不可言传的，正是这种美色使国王的情妇们心甘情愿完全失去本来只失去一半的贞操和青春正盛的生命。 起初我并未发现圣殿遭到破坏的痕迹，或者说在我看来破坏得并不严重。被砸坏的只有圣瓦伦廷的圣骨匣。圣骨匣的下边撂着好几团腐烂了的棉花和圣徒几根可笑的骨头，大小充其量跟鸡骨头差不多。此外，阿弗尼卡·比达在弹管风琴。阿弗尼卡已喝得醉貌咕咚，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身上伤痕累累。他昨天才回队，骑着一匹从庄稼汉那里盗来的马。他固执地想用管风琴弹奏进行曲，有个人用睡意蒙眬的声音劝他：“别弹了，阿弗尼亚，咱们吃点儿什么东西去吧。”可是这个哥萨克不肯住手：阿弗尼卡的歌儿多着哩。每个音符都是一首歌，然而所有的音符都是不相呼应的。一支歌——它的浑厚的音调——只延续一刹那就转为另一支……我听着琴声，环顾四周，觉得破坏的痕迹并不严重。然而圣瓦伦廷教堂的打钟人，那个瞎老婆子的丈夫潘·柳多米尔斯基却并不这么认为。 柳多米尔斯基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他沉着头，缓步走进教堂。老头儿并没有去用盖布罩没狼藉在地的圣骨，因为无神品的人员是不得接触圣物的。打钟人扑倒在青石地板上，把头仰起，让发青的鼻子像悬在死尸上的魂幡那样悬于青石板上。发青的鼻子在青石板上颤动，就在这一刹那，祭坛旁的天鹅绒帷幕摇晃了一下，随即抖动着移向一边。壁龛显露了出来，深处，在乌云密布的天空的背景下，有个身穿橙黄色袍子的大胡子，正赤着脚在奔跑，他的嘴撕裂了开来，淌着鲜血。这时我们的耳际似乎猛地响起了嘶哑的号叫。只见仇恨正在追逐这个穿橙黄色长袍的人，而且追上了他。他伸出弯成弧形的手臂，挡住扑面而来的打击，紫红色的鲜血从他手上汩汩地流出来。站在我身旁的一个哥萨克半大小子，见状一声剧叫，低下头，拔腿就逃，其实根本用不着逃，因为壁龛里的塑像不过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一生所见到过的主的塑像中最不寻常的一尊。 细细看去，便可看到潘·柳多米尔斯基的救主是一位鬈发的犹太人，蓄一部小络腮胡，低低的额头上爬满皱纹，塌陷的双颊上涂着洋红，那双因疼痛而睁不开的眼睛上方，有两条弯弯的火红色的细眉。 他的嘴像马唇那样撕裂了开来，他的波兰式长袍外束着一条贵重的腰带，他衣服下那双被两枚银钉钉穿的、抽搐着的脚，是用上了色的细瓷做的。 潘·柳多米尔斯基穿着绿色的常礼服站在塑像下。他把一只干枯的手伸到我们头上，诅咒着我们。哥萨克们鼓出眼珠，撩开麦秸色的额发。圣瓦伦廷教堂的打钟人操着纯正的拉丁语，用雷霆般的声音，宣称将我们革出教门。然后他转过身去，跪到地上，抱住救主的双腿。 回到师部后，我给师长打了个报告，汇报当地居民的宗教感情如何遭到侮辱的事。于是下令关闭教堂，犯错误的人受到了纪律处分，送交军事法庭。 [61]拉丁文，意即“别列斯捷奇科之父”。​[62]即指两位圣瓦伦廷。​[63]希腊神话英雄，有超人的音乐天赋。​ 骑兵连长特隆诺夫 中午，我们把我们骑兵连连长特隆诺夫弹痕累累的遗体移至索卡利市。他今晨在与敌机战斗中饮弹身亡。所有弹着点都在脸部，两颊布满弹孔，舌头被打成两截。我们尽力把死者的脸擦洗干净，免得他样子过于吓人，我们将他的一副高加索马鞍置于棺材头部。我们替特隆诺夫拣了一个庄严的所在——市中心公园紧靠栅栏的地方——筑了个坟墓。我们全连骑着马前去送葬，团部和师政委也去了。大教堂钟敲两点，我们连那门老掉牙的火炮放了第一炮。它尽一门三英寸口径的旧炮之所能，按全套礼数向阵亡的连长鸣礼炮志哀。在隆隆的炮声中，我们将灵柩放进圹穴。灵柩还未封盖，中午洁净的阳光照耀着他颀长的尸身、牙齿打断了的嘴，以及脚跟并拢、像是要去参加演练而擦得锃亮的靴子。 “战士们！”团长普加乔夫站在墓穴边上，双眼望着死者说，“战士们！”团长取立正姿势，双手贴着裤缝，浑身打战地说。“我们现在安葬帕萨·特隆诺夫，他是全世界的英雄，我们向帕萨致以最后的敬礼……” 说罢，普加乔夫抬起由于熬夜而发红的眼睛，仰望长空，大声痛悼第一骑兵军的阵亡将士，赞美这支用历史的铁锤在未来世纪的铁砧上锤打的光荣的方队。普加乔夫声若洪钟地读着他的悼辞，紧握着车臣式弧形军刀的刀柄，钉有银马刺的破皮靴蹭着地。他读完悼辞后，军乐队高奏《国际歌》，哥萨克开始跟帕萨·特隆诺夫告别。全连翻身上马，朝天鸣放排枪，我们那门三英寸口径的火炮第二次发出轰响，我们派出三名哥萨克去弄花圈。他们策马飞驰，袭步射击，侧身鞍外，表演马术，于是捧回了一大束红艳艳的鲜花。普加乔夫把花撒在墓的四周，我们一个个走到特隆诺夫跟前，同他最后吻别。我用嘴唇碰了一下特隆诺夫围在马鞍中的前额后，便去观光笼罩在瓦蓝色尘埃和加利奇忧伤情调之中的哥特式风格的索卡尔市的市容。 公园左边是个大广场，广场四周有好几座古老的犹太教会堂。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襟大褂的犹太人在这个广场上吵骂，扭打。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正统派，这些人崇拜伯利兹地区的拉比阿达西亚的学说，为此，持温和立场的哈西德派，古夏京地区的拉比犹大的门徒，便驳斥正统派。犹太人围绕喀巴拉争得面红耳赤，在争论中一再提到比利亚地区的加昂，哈西德派的镇压者伊里亚的名字…… 哈西德派忘记了战争和炮火，只顾辱骂比利亚的大祭司伊利亚，我因特隆诺夫的牺牲，心头沉痛，为了排遣这种痛楚，便跟着他们推推搡搡，大喊大叫，直到那个面如死灰、瘦长得活像堂吉诃德的加利奇人向我这边走来时，我才脱身离去。 这个加利奇人手牵一头毛蓬蓬的小母牛，身穿长及脚跟的白麻布长袍。他这身穿着像是去参加葬礼，或者是去出席圣餐礼。在这个长得出奇的躯干上安着一颗摇摇晃晃、饱经风霜、小得出奇的脑袋，跟蛇脑袋一般无二，小脑袋上扣着一顶宽檐麦秸草帽，草帽一个劲儿地晃动。小母牛由绳子牵着，可怜巴巴地跟在加利奇人的身后，他神气活现地牵着牛，他那副高得像绞刑架一般的骨头架子把灼热的阳光分割开来。 他迈着一本正经的步子走过广场，拐入一条烟雾熏人的斜巷。犹太女人在斜巷一间间叫烟熏黑的陋屋的穷苦的厨房里忙碌。这些犹太女人一个个都像上了年纪的黑种女人，她们的乳房大得跟她们的身材不相称。加利奇人走过她们身旁，在斜巷尽头一幢破屋的山墙前站停下来。 那边，在山墙旁边，在歪歪倒倒的白柱子旁边，一个吉卜赛铁匠坐在那里给马钉掌。吉卜赛人用锤子敲着马蹄铁，不时甩动油腻的头发，笑眯眯地吹着口哨。他周围有好几个哥萨克牵着马在那儿等。我那个加利奇人走到铁匠跟前，不声不响地递给他约摸十二个土豆，对谁都不看一眼，转身走了。我本打算跟他走，却叫一个正在等着钉马掌的哥萨克给拦住了。这个哥萨克叫谢里维尔斯托夫。他当年由马赫诺那儿反水过来，在第三十三骑兵团当兵。 “柳托夫，”他说，跟我握手问好，“你什么人都要招惹，柳托夫，你叫魔鬼附体了，你干吗今天早晨要害死特隆诺夫？” 谢里维尔斯托夫听信了别人的胡言乱语，竟然出口伤人，大喊大叫地冲着我说，是我今天早晨害死了我们的骑兵连长特隆诺夫。谢里维尔斯托夫为此百般斥责我，当着这么多哥萨克的面斥责我，然而他的话没有一句是事实。不错，今天早晨我的确跟特隆诺夫争吵过，因为特隆诺夫总是没完没了地虐待俘虏。我跟他大吵了一场，可是帕萨他死了，世上再也没有人来审判他了，我是所有人中间最后一个审判他的人。这就是我们所以会大吵一场的由来。 今天的俘虏是天亮时我们在扎沃达火车站抓获的，共十人。在我们抓获这十个波兰人时，他们都只穿着内衣。一堆军服撂在他们脚下，这是他们的诡计，以便我们无从由军服上区分出军官和士兵。是他们自己脱下军服的，可这一回特隆诺夫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军官出列！”他走到俘虏跟前，拔出手枪喝令道。 这天早晨，特隆诺夫头部已经挂花，头上缠着破布，鲜血从他头上就像雨水从麦垛上那样滴落下来。 “军官，招认吧！”他重复说，用手枪柄推撞着波兰人。 这时从这伙人中走出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光裸的肩胛骨显得很大，颧骨蜡黄，唇髭往下耷拉。 “……结束战争吧，”老头以不可理解的亢奋说道，“军官们逃跑了，结束战争吧……” 这个波兰人说罢，把一双发青的手向骑兵连长伸去。 “五个手指头，”他挥动着干瘪的大手，抽泣着说。“我就靠这五个手指头养活一大家子人呀……” 老头哭得喘不过气来，身子晃动不已，热泪像线一样挂下来，跪倒在特隆诺夫面前，可特隆诺夫却用马刀把他推开。 “你们的军官全是孬种，败类，”骑兵连长说，“你们的军官把军官服撂在这儿……谁穿上合身，谁就完蛋，我这就来试试……” 说罢，骑兵连长打这堆破烂的军服里，挑起一顶有缘饰的军官制帽，扣到老头儿的脑瓜上。 “正合适，”特隆诺夫嘟哝了一句，一边逼向前去，一边低声说，“正合适……”随即举起马刀一刀捅进俘虏的喉咙。老头仰天倒下，两只脚乱踹着，红似珊瑚的鲜血冒着气泡从他喉咙里像河水般涌出。这时安德柳什卡·沃谢米列托夫潜至老头眼前，只见他的一只耳环和乡下人滚圆的脖子亮闪闪地发着光。安德柳什卡解开那个波兰人的扣子，轻轻地晃了晃他身子，便动手扒下死者的裤子，扔到自己的马鞍上，随后又从衣服堆里拿起两件军服，挥舞马鞭，离我们而去。就在这一瞬间，太阳破云而出。阳光直射安德柳什卡的马，照耀着它怎样快乐地奔跑，截短了的尾巴怎样无忧无虑地晃动。安德柳什卡沿着小路向树林奔去。我们的辎重车都停在树林里，车夫们像发了疯一样，朝沃谢米列托夫又是打唿哨，又是打手语，把他当做聋哑人似的。 这名哥萨克已经跑出一半路了，特隆诺夫突然单膝跪下，冲着他的背影嗄哑地喊道： “安德柳什卡，”骑兵连长两眼望着地，“安德柳什卡，”他又喊了一声，目光没有离开地面，“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活着，瓜分它的遗产还早了点儿，把这些破烂货放下，安德柳什卡。” 可是沃谢米列托夫非但连头都不回，反而用哥萨克惊人的马术让马踩着小步跑起来，马活泼地甩着尾巴，像是在向我们挥别。 “叛变！”这时特隆诺夫惊诧地嘟哝说。“叛变！”他急忙把卡宾枪举至肩部，但慌忙中打偏了。这一回安德柳什卡勒住马，掉转马头，朝向我们，像娘儿们似的在鞍子上挪动了一下身子，满脸急怒，涨得红通通的，双腿打着战。 “听着，老乡，”他一边驱马朝骑兵连长跑去，一边气势汹汹地说，可他一听到自己低沉有力的嗓音，立时平静下来，“我恨不得一枪把你毙了，也叫你回姥姥家去……你才逮住了十个波兰人，就闹得天昏地暗，我们成百成百地逮，也从没叫你来帮过忙……如果你是个工人，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安德柳什卡说罢，把裤子和两件军服扔下马鞍，鼻孔哼哧了一声，拨转马头，离开骑兵连长，过来帮我给剩下来的俘虏造册。他在我身边转来转去，鼻子的哼哧声非常之响。俘虏们哇哇叫着，从安德柳什卡身边逃开，他追上他们，将他们一把统统拦腰抱住，就像猎人为了看清黎明时分飞到小河边的鸟群，把河边的芦苇扒拉开一大把，抱在怀里那样。 这些个俘虏，忙得我焦头烂额，我什么骂人的话都骂了，才好不容易盘问出八名俘虏的番号、武器种类，一一登记在册，然后开始盘问第九名。第九名俘虏是个青年，长得挺像一流杂技团里的德国体操演员，这个青年胸脯洁白，是德国人的胸脯，蓄颊须，穿针织绒毛背心和轻骑兵的长衬裤。他把高高挺起的胸脯上的两个乳头对着我，撩开汗湿的浅色头发，说出了他部队的番号。这时安德柳什卡一把抓住他的长衬裤，恶狠狠地问道： “衬裤是哪儿来的？” “母亲缝的。”俘虏回答说，身子晃了一下。 “你母亲准是被服厂的，”安德柳什卡说，上下打量着他，用粗大的指头碰了碰他修剪得漂漂亮亮的指甲，“你母亲准是被服厂的，我们这号人是缝不出这样的衬裤的……” 他又摸了摸轻骑兵的长衬裤，随后抓住这第九名俘虏的手，准备把他拉到已经登记好了的其他俘虏那里去。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特隆诺夫从土墩后面爬了过来。鲜血从骑兵连长头上像雨水从麦垛上那样滴落下来，缠在头上的脏布条散开了，耷拉了下来。他肚子贴地爬着，手里握着卡宾枪。这是一支日本造的卡宾枪，涂有一层漆，射效很强。帕萨从二十步外的地方一枪把那青年的脑壳打得粉碎，波兰人的脑浆溅到我手上。这时特隆诺夫从枪膛里退出弹壳，走到我跟前。 “抹掉一人。”他指着名单说。 “我不抹，”我回答说，“领导一再下达的命令看来不摆在你眼里，帕萨……” “抹掉一人！”特隆诺夫又说了一遍，将一根污黑的手指戳了戳登记表。 “我不抹！”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吼道，“本来十个人，现在成了八个，上边是不会放过你的，帕萨……” “我们这么拼死拼活，上边会放过我的。”特隆诺夫回答说，浑身的衣服已撕成碎片，声音嘶哑得厉害，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可后来他停住脚步，抬起沾满血污的脑袋望着天空，痛心地责备说：“你吼吧，吼吧，招得那边也吼起来了……” 骑兵连长指给我们看空中的四个黑点，四架轰炸机在光灿灿的天鹅似的云朵后边飞过来。那是法温特-莱-罗少校飞行大队的巨型装甲轰炸机。 “上马！”各排排长见到敌机便快马将连队带往树林，可是特隆诺夫没有随自己的连队进树林。他留在车站的一幢房子旁，紧贴着墙壁，不作一声。安德柳什卡·沃谢米列托夫和两个穿深红色马裤、光着脚丫的机枪手惊恐地站在他身旁。 “弟兄们，朝螺旋桨打，”特隆诺夫对他们说道，脸上血流如注，“我这就给普加乔夫打报告……” 特隆诺夫在一片斜撕下来的纸上用庄稼汉粗大的字体写道： 我今天将拼死一战，我有义务用两挺机枪尽力打下敌机，为此将连队指挥权交予谢苗·戈洛夫排长…… 他把报告封好，坐到地上，使劲脱下自己脚上的靴子。 “拿去穿吧，”他说道，把靴子和报告交给机枪手。“穿吧，靴子是新的……” “祝你走运，连长。”两名机枪手喃喃地说，倒着脚，磨蹭着没走。 “也祝你们走运，”特隆诺夫说，“弟兄们，说什么也得打下来。”说罢，便朝小山包上车站小卖部旁边的机枪阵地走去。那个捡破烂的安德柳什卡·沃谢米列托夫已在那儿等他。 “说什么也得打下来，”特隆诺夫对他说，用机枪瞄准飞机。“安德柳什卡，你怎么，跟我一起干？……” “耶稣基督，”安德柳什卡惊恐地哽咽着说，脸色煞白，苦笑了一下，“耶稣基督，圣母！……” 随即用第二挺机枪瞄准飞机。 飞机在车站上空笔直地腾空而起，在高空隆隆轰响，随即俯冲直下，划出一道道弧线，粉红色的日光倾泻在机翼的光泽上。 此时我们第四骑兵连隐蔽在树林里。我们在树林里等候帕萨·特隆诺夫和美军少校雷津纳德·法温特-莱-罗之间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少校和他的三名轰炸机手在这次战斗中大显身手。他们俯冲到离地三百公尺处，用机枪先结果掉安德柳什卡，然后又收拾了特隆诺夫。而我们射出的一梭梭子弹却没有伤及美国人，他们飞走了，没有发现躲在树林里的骑兵连。所以我们得以在半个小时的战斗结束后走出树林收尸。安德柳什卡·沃谢米列托夫的遗体由我们连里他的两个亲戚抬去掩埋，而特隆诺夫，我们骑兵连战死沙场的连长，则由我们将其遗体移至哥特式风格的索卡利市，葬于庄严之地——市中心的公园花圃内。 [64]希伯来文音译，意为“传授之教义”，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强调精神能制胜欲念，注重巫术，受到犹太教正统派的严厉打击。​[65]希伯来文音译，意为“庄严、卓越”，六世纪至十一世纪时是对犹太教神学院院长的尊称，后泛指有重大影响的犹太教神学家。​ 两个叫伊凡的人 助祭阿格夫两次临阵脱逃。为此被遣送至莫斯科惩戒团。总司令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在惩戒团行将开拔去前线时，专程赴扎伊斯克市视察该团。 “我不需要他们，”总司令说，“把他们送回莫斯科去扫茅房……” 在莫斯科，从惩戒团中好歹拼凑出一个连前往增补作战部队。助祭也在其内。他去了波兰前线，到了那儿，他称自己耳朵聋了。包扎队的医士巴尔苏茨基围绕他忙活了一个礼拜，也没能让他顽石点头，道出真情。 “去他的吧，什么聋了，”巴尔苏茨基无可奈何地对卫生员索伊钦柯说，“去辎重队弄辆大车，我们把助祭送到罗夫诺市去接受检查……” 索伊钦柯在辎重队弄到了三辆大车，驾第一辆大车的是马车夫伊凡·阿金菲耶夫。 “伊凡，”索伊钦柯对他说，“把这个聋子送到罗夫诺去。” “可以送他去。”伊凡·阿金菲耶夫回答说。 “要他们开个收据交给我……” “明白，”伊凡·阿金菲耶夫说，“收据上开什么理由，因为他耳聋？……” “把自个儿的命看得比什么都值钱，”卫生员索伊钦柯说，“这就是全部理由。他是共济会员，哪是什么聋子……” “可以送他去。”伊凡·阿金菲耶夫回答说，随即跟着其他大车走了。 包扎站前聚集了三辆大车，坐在第一辆上的是一个调到后方去的女护士，第二辆运送的是一个得了肾炎的哥萨克，第三辆上坐的是助祭伊凡·阿格夫。 办妥一切事情后，索伊钦柯跑去向医士汇报。 “我们的共济会员要走了，”他说，“交托给了革命法庭的车队，要他们开收据。这就要上路了……” 巴尔苏茨基朝窗口瞥去，一眼看到了三辆大车，立刻连帽子都不戴，冲出屋子，脸涨得通红。 “天哪，你会要他的命的！”他朝伊凡·阿金菲耶夫吼道，“得给助祭换辆车。” “不管把他换到哪辆车上去，”站在近旁的哥萨克笑着插嘴说，“咱们的伊凡也饶不了他……” 伊凡·阿金菲耶夫手握鞭子站在马的旁边。他摘下帽子，彬彬有礼地说： “你好，医士同志。” “你好，朋友，”巴尔苏茨基回答说，“你是一只野兽，心狠手辣，得给助祭换辆车……” “我很想知道，”于是这个哥萨克尖声尖气地说了起来，他的上嘴唇先抽搐了一下，随后就在雪白的牙齿上打起战来，“我很想知道，当敌人施尽毒计迫害我们的时候，当敌人把我们往死里打的时候，当敌人在我们脚上捆上沉甸甸的铅块的时候，当敌人用毒蛇缠住我们双手的时候，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可以捂住耳朵装聋子吗？这么做对我们来说合不合适？” “伊凡是政治委员的拥护者，”第一辆大车的车夫科罗特科夫大声说，“嚄，政治委员的拥护者……” “哪扯得上什么‘拥护者’！”巴尔苏茨基嘟囔说，扭过脸去，“我们全都是政治委员的拥护者。可办事得讲个规矩……” “要知道，他，就是咱们这个聋子，耳朵尖着哩。”伊凡·阿金菲耶夫突然打断医士的话，用粗大的手指转动着鞭子，格格地笑了起来，朝助祭挤了挤眼睛。那人坐在大车上，耷拉着宽大的肩膀，摇着头。 “得了，出发吧！”医士无奈地大声说，“你要承担负全部责任，伊凡……” “我同意承担，”伊凡·阿金菲耶夫鞠着躬，若有所思地回答道。“坐舒服点儿，”他对助祭说，但没有回过头去，“再坐舒服点儿。”这个哥萨克又说了一遍，把缰绳握在手里。 大车排成一溜，一辆接一辆在公路上奔驰起来。跑在最前面的是科罗特科夫，伊凡·阿金菲耶夫殿后，他用口哨吹着歌子，挥舞着马鞭。他们就这样跑了十五俄里，将近黄昏时，敌人突然像潮水般袭来，把他们冲散了。 这天，七月二十二日，波兰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机动直捣我们骑兵军后方，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科津镇，俘虏了十一师的大批战士。六师派了好几个骑兵连投入科津地区抗敌。部队闪电般的机动截断了车队的去路，革命法庭的大车在战斗的矛尖上转悠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夜里才突围到大路上，我军后方各指挥部门正顺着这条大路转移。半夜里，我在这条路上碰见了这几辆大车。 我是战斗结束后在霍京城下碰见他们的，那时我正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在霍京城下的战斗中，我的坐骑被打死了。失去坐骑后，我搭乘了一辆卫生站的敞篷马车，这辆车子一路收容伤员，直到天黑，后来就把我们这些非伤员撵下了车，于是我独自一人留在一间毁于战火的农舍内。黑夜驾驭着无数欢蹦乱跳的马朝我飞袭而来。大车的哀号响彻宇宙。在被尖厉的叫声所笼罩的大地上，道路已隐没不见。星星从黑夜凉飕飕的腹内爬了出来，地平线上一座座十室九空的村庄在熊熊燃烧。我把马鞍扛在肩上，踏着百孔千疮的田埂向前走去，到拐弯处，我尿急了，停下来小解。身体轻松后，我扣纽扣时发觉手上溅有尿液。我点燃灯笼，回过身去，看到地上横着一具被我尿湿了的波兰人的尸体。尸体旁撂着一本笔记本和毕苏斯基告民众书的碎片。波兰人的笔记本内记有零用花销的账目、克拉科夫话剧院的剧目场次，以及一个名叫玛丽娅-露易莎的女子的生日。我用总司令毕苏斯基元帅的告民众书擦去这位不相识的弟兄头盖骨上的腥臊的尿液，然后在马鞍的重压下伛偻着腰走了。 这时，附近什么地方响起了车轮吱吱嘎嘎的呻吟声。 “站住！”我喝令道，“谁？” 黑夜驾驭着无数欢蹦乱跳的马朝我飞袭而来，地平线上曲曲弯弯的火舌腾空而起。 “革命法庭的。”一个被黑暗吞食了的声音回答说。 我奔上前去，撞着了一辆大车。 “我的马被打死了，”我大声说，“马的名字叫小月桂……” 谁也没有搭理我。我爬上大车，把马鞍枕在头下，倒头就睡，借着发霉的干草的暖意以及和我萍水相逢的同路人伊凡·阿金菲耶夫的体温，我暖洋洋地酣睡一觉，直到天亮才醒。哥萨克伊凡·阿金菲耶夫比我醒得更晚。 “谢天谢地，天亮了。”他说道，打小箱子下边掏出手枪来，在助祭的耳朵上方朝天开了一枪。那人直挺挺地坐在他前面驾着马。在那人谢了顶的大脑瓜上飘着几缕灰不溜丢的细发。伊凡·阿金菲耶夫在那人另一只耳朵上方又朝天开了一枪，随后把手枪插进枪套。 “伊凡，早上好，”他向助祭说，哼哧着穿上鞋子。“咱们该张嘴了，怎么样？” “伙计，”我大声说，“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都不为过，”伊凡·阿金菲耶夫一边拿吃食，一边回答说，“他在我面前装病都已经三天三夜了……” 这时，第一辆大车上的科罗特科夫，我在三十一团时就认识他了，接过碴儿把助祭的事从头至尾讲给我听。伊凡·阿金菲耶夫竖起耳朵一句不落地听着，后来他从鞍子下拿出一条烤牛腿。牛腿用粗麻布袋子包着，粘着干草屑。 助祭打赶车的位子上爬到我们跟前，用小刀割下已经发绿的腿肉，分给所有的人一人一块。吃完早饭，伊凡·阿金菲耶夫把牛腿放进袋子扎好，塞到干草里边。 “伊凡，”他对伊凡·阿格夫说，“来驱魔吧。反正得歇会儿，马累坏了……” 他打兜里掏出一小瓶药水和塔尔诺夫斯基注射器，递给助祭。他俩爬下大车，往野地里走了二十来步路。 “护士小姐，”第一辆大车上的科罗特科夫喊道，“眼睛往别处看，看得越远越好，要不然伊凡·阿金菲耶夫那件宝贝会把你眼睛看花的。” “我用刀把你们全阉了。”那女人嘀咕了一句，转过身去。 这时伊凡·阿金菲耶夫撩起了衬衫。助祭跪到他面前开始注射。注射完后，他用一块布片擦了擦针头，还对着亮光看了看。伊凡·阿金菲耶夫提起裤子，找准一个机会，走到助祭背后，贴着他耳朵又开了一枪。 “谢谢啦，伊凡。”他一边说，一边束好裤子。 助祭把药瓶放在草地上，站起身来。他细软的头发全竖了起来。 “高等法院会审判我的，”他瓮声瓮气地说，“伊凡，你就别捉弄我了……” “如今的世道人人都是法官，”第二辆车的车夫接着说，他像个机敏的驼子，“判个人死刑，小菜一碟……” “那就更好了，”伊凡·阿格夫挺起了胸脯，“伊凡，毙了我吧……” “助祭，别胡闹，”我的旧相识科罗特科夫走到他跟前，“你要明白，你碰到了一个多么好的人。换了别人，早把你像只鸭子似的宰了，让你连嘎嘎叫一声都来不及，而他这样做，是在弄清你的真相，是在教育你，让你还俗……” “那就更好了，”助祭固执地重复说，“伊凡，毙了我吧……” “混蛋，你自己毙自己吧，”伊凡·阿金菲耶夫回答说，气得脸色煞白，连咬音都不准了，“你自己给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掉……” 他挥舞双手，扯下自己的衣领，倒在地上，癫痫病发作了。 “唉，你是我的心肝宝贝！”他发狂地喊道，把沙土撒在自己脸上。“嚄，你是我苦命的心肝宝贝，你是我的苏维埃政权……” “伊凡，”科罗特科夫走到他跟前，满怀温情地把手放到他肩上，“别打战了，亲爱的朋友，别难过了。该上路了，伊凡……” 科罗特科夫吸了满满一口水，喷到伊凡·阿金菲耶夫脸上，然后，把他搀扶到大车上。助祭重又坐到赶车人的位子上，我们继续赶路。 我们距维尔巴镇已不到两俄里。那天早晨在这个小镇上聚集了数不清的大车。有三师人马：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和第四师，来到这个小镇。犹太人穿着坎肩，耸起肩膀，站在自家门口，活像一只只拔光了毛的家禽。哥萨克们在各家各户进进出出，收集毛巾，吃着还没熟的李子。伊凡·阿金菲耶夫刚一到达那里，便一头钻进干草堆呼呼大睡。我从他大车上抱了条被子，想找个阴凉的地方睡觉。可是道路两旁的野地里全是粪便。一个戴铜边眼镜和蒂罗尔帽子、蓄络腮胡子的庄稼人，正在一旁看报，他捕捉到我的目光后，说： “说起来是人，可随地便溺，连胡狼都不如。连土地都替他们害臊……” 说罢，他掉过头去，继续戴着那副大眼镜看报。 这时我向左边的小树林走去，看到助祭正朝我走近来。 “老乡，你上哪儿去产仔？”第一辆大车上的科罗特科夫冲他喊道。 “解手去，”助祭嘀咕说，抓起我一只手来吻了一下。“您是个正人君子，”他朝我挤眉弄眼地小声说，浑身打战，大口吸着气。“请您抽空给卡西莫夫城写封信，让我妻子为我哭丧吧……” “助祭神甫，您究竟是不是聋子？”我开门见山地大声问他。 “对不起，”他说，“对不起。”做出没听清楚的样子。 “阿格夫，您究竟是不是聋子？” “没错，是聋子，”他急忙说，“路上这三天我的听觉一直很好，可是阿金菲耶夫同志开枪把我的听觉损坏了，他们，阿金菲耶夫同志应当在罗夫诺把我交出去，不过我认为，他们未必会把我交出去……” 助祭跪了下来，在大车之间匍匐前行，头上披散着教士式的头发。后来他爬了起来，从缰绳间钻出来，走到科罗特科夫跟前。那人给了他一撮烟丝，他们各卷了支烟，互相点上抽了起来。 “还是坐在这儿稳妥些。”科罗特科夫说，在自己身边腾出了块地方。 助祭在他身旁坐了下来，两人都默不作声。 后来伊凡·阿金菲耶夫醒了。他从麻布袋里取出牛腿，用刀子割开发绿了的肉，分给所有的人一人一块。我一看到这条腐烂的牛腿，就感到浑身发软，就感到绝望，我把那块肉还给了他。 “伙计们，再见了，”我说，“祝你们好运……” “再见。”科罗特科夫回答说。 我从大车上取下马鞍走了，离开时，听到伊凡·阿金菲耶夫在没完没了地嘟囔。 “伊凡，”他对助祭说，“你呀，伊凡，你倒了大霉。按说，你听到我的名字该吓得屁滚尿流，可你却坐到了我的大车上。要是你还能活下去，千万别闯到我枪口上来，所以我现在要折磨你，伊凡，一定要折磨你……” [66]谢·谢·加米涅夫（1881-1936），苏军将领，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间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67]共济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虽非宗教组织，却带有许多宗教色彩。会员必须是相信上帝的存在并坚信灵魂不灭说的成年男子。​[68]塔尔诺夫斯基（1837-1906），俄国性病学家，欧洲第一个俄国梅毒病学及皮肤病学学会的创始人。著有梅毒的临床及病理、性病的治疗等方面的著作。​ 《一匹马的故事》续篇 四个月前，我们的前任师长萨维茨基强占了第一骑兵连连长赫列勃尼科夫的白马。于是赫列勃尼科夫退伍而去。今天萨维茨基收到了他的一封信。 赫列勃尼科夫致萨维茨基信 我对布琼尼的骑兵军已不再存丝毫怨恨，我已理解我在这个部队里所遭受的痛苦，将其视为比圣物更为圣洁之物深埋心底。现在我担任维捷布斯克地区县革委会主席，此地的劳动群众向您，萨维茨基同志，全世界的英雄，发出无产阶级的召唤：“进行世界革命！”希望那匹白马年复一年地在您胯下踏着松软的小径造福于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和兄弟共和国的民众，在各兄弟共和国我们必须用特别严密的目光监视地方政权和乡镇行政机构…． 萨维茨基致赫列勃尼科夫信 坚定不移的赫列勃尼科夫同志！在你如此糊涂地蒙住自己的眼睛，退出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之后，你给我写来的这封信，对于我们的共同事业来说，是值得大加赞赏的。赫列勃尼科夫同志，我们的共产党是在第一线舍生忘死的战士组成的钢铁队伍。当钢铁流血之时，同志，这对你们来说，绝非儿戏，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对于我们的共同事业来说，也是如此，不过我此生怕看不到我们的事业开花结果了，因为战斗异常残酷，每两周我就得更换一次指挥员的组成。为了给战无不胜的第一骑兵军构筑屏障，我动用后卫部队已苦战十三个昼夜，我们处于敌人步兵、炮兵和空军的有效射程之内。塔尔迪阵亡了，卢赫马尼科夫阵亡了，雷科申柯阵亡了，古列沃伊阵亡了，特隆诺夫阵亡了，我胯下的白马也战死沙场，因此赫列勃尼科夫同志，由于战场上命运多变，生死难卜，你此生怕见不到亲爱的萨维茨基师长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重逢，只能在进天堂之后，可是听人家说，老头儿升天后，并无天堂可进，那里只有灯红酒绿的妓院，然而阳间的淋病绰绰有余，何苦去天上觅求，所以我们重逢无日。赫列勃尼科夫同志，我们就此永别吧。 寡妇 团长舍弗列夫躺在卫生队的敞篷马车上奄奄待死。他的女人坐在他脚边。被炮火的闪光不时划破的黑夜，罩没了这个伤势垂危的人。师长的马车夫列夫卡在一旁用军用饭盒热汤。列夫卡的额发悬在篝火上，几匹用绊绳绊住了前蹄的马，在灌木丛中窸窣有声地吃草。列夫卡一边用一根树枝在饭盒里搅拌，一边跟直挺挺地躺在马车上的舍弗列夫有一搭没一搭地攀谈。 “同志哥，我当年在丘姆列克市当过演员，表演马上特技和轻量级举重。这个小城市对于女人来说，不消说是很无聊的，太太奶奶们争先恐后来看我表演，把墙都挤塌了……她们对我说：‘列夫·加弗里雷奇，请您赏光，不要拒绝点些菜吃，不要心疼时光白白流逝……’有个太太死乞白赖地邀请我，情面难却，只得跟她一起下馆子。我俩要了两份小牛肉和半俄升酒，正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喝酒呢……我抬头一看，有个先生正忙着朝我走来，他穿着挺考究，干干净净的，可是我发现这人的身份很是可疑，而且他已喝得醉醺醺的…… “‘请原谅，’他说，‘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人？’ “‘先生，’我问，‘凭什么您要来管我是哪个民族的人，何况我此刻正同一位太太在一起进餐？’ “……可他还不肯罢休。 “‘您算哪门子举重运动员……’他说，‘在法国的举重比赛中，您这号人是永世上不了台面的，给我讲讲清楚，您是哪个民族的人……’ “……多气人，可我还是没有动手揍他。 “‘我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可我要问您，为什么您跑来挑衅？非要此时此刻闹出条人命来才肯罢休吗？换句话说，非要此时此刻有个人躺在这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才肯罢休吗？’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列夫卡兴奋地重复着这句话，把双手伸向天空，让黑夜像光环那样环绕着他。洁净的夜风孜孜不倦地舒展着歌喉，悦耳地撩拂着人们的心灵。星星在黑沉沉的夜空中浮游，好似订婚戒指，纷纷向列夫卡飘落下来，掉入他满头的乱发之中，旋即一一熄灭。 “列夫卡，”舍弗列夫突然翕动发青的双唇朝他嗫嚅道，“过来。我有几件金首饰，给萨什卡，”这位奄奄一息的伤员说，“几枚戒指、马具统统给她。我俩恩爱着哩……是该奖赏她。我的军装、几条内裤和勇敢勋章都寄往捷列克，交给我母亲。寄去时附封信，你在信里讲：‘团长向你鞠躬，不要哭。房子——归你，老人家，好好活着。谁敢碰你，你就去找布琼尼，跟他说：我是舍弗列夫的老娘……’战马阿勃拉姆卡，我送给我们团，送给我们团，用作对我亡灵的追荐……” “马的事我明白怎么办。”列夫卡嘟哝道，挥了挥手。“萨什卡，”他喊那个坐在舍弗列夫脚边的女人道，“你听见他的话了吗？……你当着他的面表个态，该老太太得的，你给还是不给？……” “去你妈的。”萨什卡回答说，一甩头向灌木丛走去，身子挺得笔直，像个瞎子。 “孤老太太的那份你给还是不给？”列夫卡追上她，掐住她的喉咙。“当着他的面讲清楚……” “我给。松手！” 列夫卡逼她答应后，从火上取下饭盒，把汤喂到团长已经僵硬了的嘴巴里。舍弗列夫已处于弥留状态，汤从他嘴里倒流出来，汤匙碰响着他亮闪闪的死去了的牙齿，在浓重、广袤的夜色中，子弹的呼啸声越来越忧郁，越来越强烈。 “是用步枪在射击，畜生。”列夫卡说。 “瞧，这些个狗奴才，”舍弗列夫接茬说，“在用机枪撕开我们的右翼……” 说罢，舍弗列夫阖上眼睛，像卧在灵床上的亡人那么庄重地躺着，用一双蜡黄的大耳朵听着战斗的进程。列夫卡在一旁吧唧吧唧地嚼着肉，喘着气，吃完肉，列夫卡舔了舔嘴唇，拉着萨什卡向洼地走去。 “萨什卡，”他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搓着手说，浑身打着战，“萨什卡，咱俩搞也罢，不搞也罢，反正都要去见上帝……人生就这么一回。你答应了吧，好萨什卡，我会报答你的，要我把小命搭上我也愿……他阳寿已经到头，可咱们还长着哩……” 他俩倒在繁茂的野草上，月亮慢腾腾地从乌云后边爬出来，停留在萨什卡赤裸的膝盖上。 “你们热乎去吧，”舍弗列夫嘟哝说，“瞧，他在追赶十四师……” 列夫卡在树丛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喘着粗气。雾蒙蒙的月亮在天空中飘泊，像是在行乞。远处的炮火声在空中回荡。针茅草在不安的大地上沙沙作响，八月的星星坠落到草丛中。 后来萨什卡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替团长换绷带，提着灯笼察看溃烂的伤口。 “你到不了明天了，”萨什卡一边给舍弗列夫擦去冷汗，一边说，“你到不了明天了，死神已经在你肠子里了……” 就在这一瞬间，密集的炮弹多声部地飞泻到大地上。敌军四个统一指挥的新锐旅投入了战斗，向布斯克市发射了第一批炮弹，切断了我军的交通线，焚毁了布格河上的界标。应声燃起的大火从地平线上直冲云霄，炮弹如巨鸟般从大火中排空而来。布斯克市成了一片火海，列夫卡驾着六师师长剧烈颠簸的马车在林间狂奔。他拉紧酱红色的缰绳，任上了漆的车轮撞在树桩上。舍弗列夫的敞篷马车跟在后面疾驰，萨什卡聚精会神地驾驭着几匹套在一起的辕马。 他们终于到达了设于林边的包扎所。列夫卡给马卸下套，便去找所长讨条被子。他沿着停满大车的树林走着。女护士们横七竖八地睡在大车下面，怯生生的朝霞在女兵的鬈发上跳动。呼呼大睡的女人把皮靴扔了一地，闭拢的眼睛朝着天，黑洞似的嘴巴歪到了一边。 列夫卡在所长那里取到被子后，回到舍弗列夫身边，吻了吻他的额头，将被子罩没了他的头。这时萨什卡走到敞篷马车前。她把头巾在下巴上打了个结，拍掉连衫裙上的草屑。 “巴甫利克，”她喊了一声，“我的耶稣基督。”随即躺到死者的身旁，用肥胖的身躯拥抱着他。 “她伤心呀，”列夫卡说道，“没什么说的，两人那么恩爱。如今她又得侍候各骑兵连的爷们了。这种日子不好过……” 随后，他继续赶路，前往布斯克市，六师师部驻扎在那里。 在距城十俄里的地方，叛军正在同萨维茨基的哥萨克激战。叛军由投靠波兰人的雅科夫列夫大尉指挥。他们豁出了命打。师长下部队去了，已经去了两天两夜。列夫卡在师部没找到他，只好回到自己寄居的农舍，洗了马，用水冲刷了大车轮子，便到干草棚里去睡觉。干草棚里堆满新鲜的干草，像香水一样醉人。列夫卡睡够后，坐下来吃午饭。女房东给他煮了盘土豆，还浇上了酸牛奶。列夫卡已坐到桌边准备吃了，忽听到街上军号呜咽的哀乐声和众多杂沓的马蹄声。骑兵连打着军旗，由一队号手前导，走在弯弯曲曲的加利奇的街道上。舍弗列夫的遗体安卧在炮架上，由一面军旗覆盖着。萨什卡骑着舍弗列夫的公马跟在灵柩后边，后排传来哥萨克的歌声。 骑兵连走过主要街道，向河边拐去。列夫卡没戴帽子，光着脚丫追了上来，他一把抓住了骑兵连长的马缰。 无论是站在十字路口向死去了的团长志哀的师长，无论是他的师部，都没听到列夫卡向骑兵连长说的话。 “那几条内裤……”风给我们送来他的片言只语，“母亲住在捷列克……”我们听到了列夫卡断断续续的喊叫声。骑兵连长不等他讲完，便夺回缰绳，指了指萨什卡。那女人摇摇头，继续驱马前行。这时列夫卡跃上她的马鞍，一把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脑袋直往后拽，举起拳头猛揍她的脸。萨什卡用裙裾擦去血，继续驱马前行。列夫卡跳下马鞍，将额发向后一甩，把一条红围巾扎在大腿根上。呜咽的军号声引导着骑兵连继续朝好似一条光带的布格河行去。 列夫卡很快就回到我们这儿，目光炯炯地嚷嚷着说： “我狠狠地收拾了她……她说，有必要的话，我会给她送去的。她说，她会记住他的忌日的。我跟她说，你要真的记住，不许忘记，蛇蝎心肠的娘儿们……你忘了，我们就提醒你，再忘，我们就再提醒。” [69]马车夫列夫卡的名字和父称。​[70]舍弗列夫名字的昵称。​ 札莫希奇市 师长和师部躺在距札莫希奇市三俄里的一片收割过的麦田里。各部正待命夜袭这个城市。军部通令全军，今夜务必攻进札莫希奇，所以师长在等待胜利的消息。 哗哗地下着雨。夜风和夜暗在湿漉漉的大地上飞翔。星星全被吸饱墨汁的乌云压熄了。筋疲力尽的马匹在黑暗中叹着气，抖着身子。没有马料可以喂它们。我把马缰绳拴在我腿上，裹上雨衣，躺到一个积满雨水的坑里。被雨水泡得胀鼓鼓的大地向我伸展开了坟墓令人慰藉的怀抱。马拉直了缰绳，拽着我的腿，把我拖向前去。马找到了一小丛草，低头吃了起来。这时，我睡着了，梦见了一个堆满干草的草棚。草棚上边，尘土飞扬的金灿灿的打麦场上在轰隆隆地打麦。只见麦捆在空中乱舞，使七月的白昼成了傍晚，密林似的晚霞仰面朝天地横卧在村庄的上空。 我展开双臂安卧在静静的眠床上，干草抚爱着我的后脑勺，令我神魂颠倒。后来，草棚的门吱嘎一声推了开来。一位身穿舞会礼服的女子走到我跟前。她从缀有黑花边的胸口掏出双乳，小心翼翼地把乳房凑近我，就像奶妈喂奶那样。她把双乳搁在我的双乳上。一股令我心醉神迷的暖流震撼了我心灵的基石，在我俩的乳头间不断冒出汗珠，活生生、流淌着的汗珠。 “玛尔戈，”我想喊她，“大地用它灾难深重的绳索死命地拽着我，就像拽一条倔强的狗，可我还是见到了你，玛尔戈……” 我想把这几句话喊出来，可我的颌骨叫一股突然袭来的寒气冻住了，怎么也启合不了。 这时，那女子躲开我，跪到地上。 “耶稣呀，”她说，“请接纳你已故仆人的灵魂吧……” 她把两枚磨损了的五戈比硬币压在我的眼皮上，把香喷喷的干草塞满我的嘴。痛苦的喊声在我冻僵的颌骨中间左冲右撞，却冲不出去，黯淡无光的眼珠在铜币的重压下慢慢地转动，我怎么也没法把手松开，于是……我醒了过来。 一个胡子拉碴的庄稼汉站在我面前。他手里握着一支枪。马的背脊像黑糊糊的横梁将天空割开。缰绳的死结勒紧了我翘起的腿。 “老乡，你睡着了，”庄稼汉说，他欠睡的夜间的眼睛含着笑意，“马把你拖了半俄里路……” 我解开缰绳，站了起来。被杂草刮破的脸上淌着血。 就在这里，离我两步远的地方，是前沿的散兵线。我已经能看到札莫希奇市的烟囱，犹太人区小胡同里提心吊胆的灯火和黑灯瞎火的瞭望台。灰蒙蒙的曙光像氯仿的气浪向我们流来。波军营地上空腾起几枚绿色信号弹。信号弹在空中战栗了一会儿，便好似月光下的玫瑰，撒落下来，熄灭一尽。 战地静悄悄的，我听到了远处微弱的呻吟声。秘密屠杀的烟雾弥漫在我们四周。 “在枪杀什么人，”我说，“不知在枪杀谁？……” “波兰人慌了手脚，”庄稼汉回答我说，“波兰人在杀犹太佬……” 庄稼汉把枪从右手换到左手。他的络腮胡子歪到了一边。他友好地瞥了我一眼，说： “这样的黑夜在散兵线内是长得见不到头的，一个人来到这儿就想跟另一个人拉拉呱儿，可上哪儿去找这另一个人？……” 庄稼汉硬要我跟他对火抽支烟。 “犹太佬把人都得罪光了，把两边的人都得罪了。等打完仗他们就剩不下多少人啦。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犹太佬？” “一千万。”我回答说，动手给马戴上嚼子。 “那至多剩下两万人。”庄稼汉大声说，拉住我的手，怕我跑了。可我却翻身上马，朝师部所在地飞马而去。 师长正准备出发。他面前是一溜通信员，别看他们都立正站着，却在那里打盹。骑兵连都下马步行，沿着湿漉漉的山冈缓缓行进。 “我们拧紧螺丝帽了。”师长轻声说道，旋即拍马而去。 我们跟着他，登上了去西坦涅茨的路。 又下起雨来了。一路上的水洼里漂着死耗子。秋天在我们心的四围设下了埋伏，连树木都像一具具站立起来的赤身裸体的死尸，在十字路口摇来晃去。 早晨，我们到达西坦涅茨。我跟师部设营员沃尔科夫在一起。他给我俩在村边的农舍里找到了一间空屋。 “拿酒来，”我对女房东说，“拿酒来，拿肉来，拿面包来！” 老婆子坐在地板上，用手喂着藏在床底下的一条还未下过崽的牝牛。 “统统没有，”她冷冰冰地回答说，“我都记不得什么时候有过这些东西了。” 我坐到桌前，解下手枪，打起盹来。一刻钟后，我睁开眼睛，看到沃尔科夫俯身在窗台上。他在给未婚妻写信。 “万分尊敬的瓦丽娅，”他写道，“您还记得我吗？” 我看过第一行后，从兜里掏出火柴，点燃了地板上的一小堆干草。火苗訇的一声朝我蹿起来。老太婆扑到火上，用胸脯把火压灭。 “老爷，你这是干吗？”老太婆说道，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 沃尔科夫回过头来，用呆滞的目光瞪了老太婆一眼，又写起信来。 “烧死你，老东西，”我嘟哝说，把干草撒在地上，“烧死你，把你那头偷来的牛一起烧死。” “等等！”女房东叫道。她跑到前厅，抱了一罐牛奶和面包回来。 我们吃了还不到一半，外边枪声大作。密集的枪声响了很久，听得我们好生烦躁。我们喝光牛奶后，沃尔科夫就跑到外面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我给你的马备好了鞍子，”他从小窗口对我说，“我的马中了弹，不能骑了。波兰人在百步外架起了机枪。” 这么一来，我们两人只剩下了一匹马。这匹马好不容易把我们驮出了西坦涅茨。我跨在马鞍上，沃尔科夫紧贴着我，坐在我身后。 辎重队的大车奔跑着，叫喊着，陷入泥泞。晨曦由我们体内流向天空，一如氯仿流向医院的手术台。 “柳托夫，你结婚了吗？”坐在我身后的沃尔科夫突然问我。 “老婆把我扔了，”我回答说，打了短短的一个盹，我梦见自己睡在床上。 沉默。 我们的马脚步不稳地走着。 “马再走两俄里就要累死了。”坐在我身后的沃尔科夫说。 沉默。 “这一仗我们打输了。”沃尔科夫一边嘟囔着，一边打着呼噜。 “是呀。”我说。 叛变 “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我回答您的问题，我持有二四〇〇号党证，是由克拉斯诺达尔党委发给我尼基塔·巴尔马绍夫的。我的履历可以这么说，一九一四年以前，我一直在家帮助父母种田，一九一四年以后我不再种田，转到了帝国主义者的行列，保卫彭加勒公民和镇压德国革命的刽子手艾伯特，至于这两个家伙，应当认为，即使睡觉做梦也想着法儿要来帮助生养我的库班州的哥萨克村镇圣伊凡镇。我就此做了牵线木偶，替他们卖命，直到列宁同志拨正了我凶残的刺刀的方向，指明我的刺刀应当扎进什么样的肠子，什么样的肠网膜，我的刺刀这才长了眼睛，在刀尖上刻着‘二四〇〇'这个号码，所以此刻从您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嘴里听到关于来路不清的N……军医院这种无耻的伪证时，我的刺刀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我本人则感到好笑，笑得连大牙都掉了。我没有向这家医院开枪，没有向它发起进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三个人负了伤，这三个人具体是：战士戈洛维岑、战士库斯托夫和我，我们打骨子里发着高烧，我们哪会对医院发动进攻，我们不过是穿着医院里的病号大褂，站在广场上犹太老百姓中间哭几声罢了。至于说我们用军官的纳甘式左轮枪打碎的那三块玻璃，凭良心说，物非其用，把玻璃安在小仓库门上，毫无必要。亚维英大夫明明站在他医院的窗口，看到我们这次不幸的射击，不但不予劝阻，反而幸灾乐祸地做出各种笑脸来嘲笑我们，这一点上面提到过的科任镇的犹太老百姓都可以作证。关于亚维英大夫，侦察员同志，我还可提供一个材料，我们三个伤员，具体说就是：战士戈洛维岑、战士库斯托夫和我，刚踏进医院接受治疗，他就嘲笑我们，一张口便蛮不讲理地说：你们战士们每个人都要在浴缸里洗个澡，立刻扔下你们的武器、你们的衣服，交由我们的军需仓库处理，否则我担心引起病菌感染……这时战士库斯托夫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头野兽，而不是人，便把他的断腿朝前跨出一步，责问说，在库班锋利的军刀上，除了让敌人望风丧胆的我们的革命之外，怎么可能有病菌感染，同时，他很想知道，军需仓库里看管物品的确实是党员战士，还是恰恰相反，是个非党群众。这时，亚维英大夫显然看出，我们是非常了解什么叫叛变的。他转过身去，没再多说，便将我们打发到病房去，他又做出各种笑脸望着我们三个缺胳膊断腿的人怎样互相关照，搀扶着朝病房走去，因为我们三个，具体地说：戈洛维岑同志、库斯托夫同志和我，是圣伊凡镇的老乡，谁的腿断了，就会有一个同志伸出手去扶他，谁的胳膊没了，就会有一个同志伸过肩膀去让他依靠。我们遵照命令朝病房走去，我们期待在病房里看到的是读书看报的活动，是对事业的忠诚，可您有兴趣知道我们踏进病房时看到的是什么吗？我们看到好几名红军战士，一色都是步兵，坐在铺好的床上下跳棋，几个高高胖胖的女护士站在一旁的窗下饶有兴趣地观战。我见到这种情况，好似五雷轰顶，站停下来，挪不开步子了。 “‘伙计们，仗打完了吗？’我提高嗓门招呼伤员们说。 “‘打完了。’伤员们回答说，走动着用面包做的棋子。 “‘步兵，你们离打完仗，’我对伤员们说，‘还早着哩，因为敌人还在离小镇十五俄里的地方走来走去，因为《红色骑兵报》上还登着我们的国际形势十分险恶，地平线上乌云密布。’可是我的话从英勇的步兵身上弹了开去，就像羊塮从团队的大鼓上弹开去那样。我白费了口舌。这场谈话的结果是护士小姐把我们几个领到病床旁边，又开始扯皮，硬磨着要我们交出武器，好像我们是败兵。她们的话把库斯托夫激怒了，他动手扯开位于左肩，位于这位战士和无产者鲜红的心脏上边的伤口。护士们看到这个场面，便闭口不言了，可她们的嘴只闭了短短一会儿，又玩起非党群众嘲弄人的把戏来，想找几个甘愿受她们驱使的人，乘我们睡着的时候，把我们的衣服拿走，或者强迫我们参加文娱活动，让我们不讲体统地换上女人的裙子，扮演戏里的角色。 “按说护士是慈悲为怀的，可她们却心狠手辣……为了几件衣服，她们不止一次试图给我们服安眠药，所以我们只得提防着，轮流睡觉，时刻都有一只眼睛睁着，连上茅房撒尿的时候也全副军装，挎着纳甘式左轮枪。就这样受了一个礼拜零一天的苦，我们开始说胡话，出现幻觉，终于在成为被告的那天早晨，就是说八月四日早晨，我们一觉醒来时，发觉已被人做了手脚，我们像苦役犯似的穿着打有号码的大褂躺在床上，枪不见了，由我们的母亲们，由库班的老婆子们用她们衰老的手织出来的衣服不见了……只见阳光明媚，那些只知在战壕里爬进爬出的步兵正冲着我们耍流氓，我们三个红骑兵置身他们中间受尽了侮辱，和步兵在一起的是心狠手辣的护士，她们昨夜给我们下了安眠的药面，而此刻正颠晃着年轻的奶子，用盘子给我们端来可可，这种可可再兑牛奶也仍然是一杯苦水！由于这场旋转木马游戏是那么的快活，步兵把拐杖敲得震天价响，还把我们当做娇滴滴的妞儿咯吱我们的腰，说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的仗也打完了。不，鬈发的伙计们，你们把肚子吃得像鼓那么大，晚上放起屁来像打机关枪，告诉你们吧，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的仗还没打完，我们装出有事要办，告了个假，走到院子里，冒着高烧，也不顾身上全是发青的伤口，走出院子，径直去找县革委会主席鲍伊杰尔曼公民。要是没有这个人，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也就是说，要是没有这个县革委会主席，我们就不会被气得头脑发昏，那么开枪这场可能引起的误会也就不至于发生了。虽说我们拿不出有关鲍伊杰尔曼公民的确凿的材料来，可我们刚走到县革委会主席那儿，就注意到这是个上了年纪的公民，穿件短皮袄，是个犹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很不雅观……鲍伊杰尔曼公民的两只眼睛骨溜溜地东张西望，一望而知，他压根儿看不懂这一大堆文件，这些文件让他伤透了脑筋，更何况又来了几个不认识的建有战功的战士，他们铁板着脸，跟鲍伊杰尔曼公民交涉粮食供应问题，这时当地工作人员又插进来向他汇报周围村庄发生的纠纷，还没等他们汇报完毕，又来了几个革委会的普通工作人员，要求毫不拖延地立即在县革委会举行婚礼……我们也一样，扯开嗓门叙说军医院里发生的叛变事件，可是鲍伊杰尔曼公民只是瞪了我们一下，两只眼睛又骨溜溜地东张西望，然后抚摸着我们的肩膀说，别为难地方政权了，这事儿轮不到地方政权管，他怎么也不肯作出批示，只是说，战士同志们，要是你们怜惜苏维埃政权，就请你们离开这幢房子，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就是说不能同意离开这幢房子，我们要求他给我们每人开张身份证，可他不肯开，我们气疯了。就是在这种气得发疯的情况下，我们走到了广场上，在军医院前面缴了一个单枪匹马的骑警的枪，痛哭流涕地打坏了前面提到的仓库门上的三块所谓的玻璃。亚维英大夫眼看着这件不应发生的事发生，却不予劝阻，反而装腔作势地堆出笑脸来，他这是在什么时候笑呀，他是在库斯托夫同志四天后就要因伤势过重而死的时刻笑的！ “库斯托夫同志在他短暂、鲜红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担心发生叛变，叛变时时刻刻从窗口朝我们挤眼，时时刻刻嘲笑着大大咧咧的无产者，同志们，无产者自己也知道自己大大咧咧，我们为此而痛苦，我们的心灵在熊熊燃烧，用火焰撕裂着肉体的樊笼…… “我告诉您，侦察员布尔坚科同志，叛变从窗口讥嘲我们，叛变脱掉鞋子在我们屋里来回走动，叛变把鞋子搭在肩上，生怕把被窃一空的房子里的地板踩得嘎吱嘎吱地响……” [71]彭加勒（1860-1934），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任法国总统，奉行军国主义政策，得“彭加勒即战争”的绰号。在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72]弗·艾伯特（1871-1925），一九一九年任德国总统，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一九一八年任德国总理时，与总参谋部签订关于把军队开进柏林镇压革命的秘密协定。​ 契斯尼基村 第六师集结在契斯尼基村外的树林里，等待发起进攻的信号。可是六师师长巴甫利钦柯因为在等待第二旅，所以迟迟没有发出信号。这时伏罗希洛夫驱马来到师长跟前，用马头推了一下他的胸脯，说： “磨磨蹭蹭，六师师长，磨磨蹭蹭。” “第二旅，”巴甫利钦柯声音嗄哑地回答说，“正根据您的命令以小跑速度向集结地进发。” “磨磨蹭蹭，六师师长，磨磨蹭蹭。”伏罗希洛夫说，用力拽了一下身上的皮带。 “我说的是实话，”他叫了起来，把灰色的手指掰得嘎巴响，“说的是实话，别催我，伏罗希洛夫同志……” “没催你。”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克里门·伏罗希洛夫咕噜了一句，闭上了眼睛。他骑在马上，阖上眼睑，一言不发，翕动着嘴唇。一个穿树皮鞋、戴圆顶帽的哥萨克困惑地望着他。骑兵连在树林里跑来跑去，折断树枝，发出的喧声像是呼呼的风声。伏罗希洛夫用毛瑟枪梳理着他坐骑的鬃毛。 “你给指挥员们，”他转过身去大声地对布琼尼说，“给部队说几句战前动员的话。瞧，波兰人，他们正站在小山头上，像幅画似的站在那儿笑话你哩……” 的确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波兰人。军部的人全跨上了马背，哥萨克从四面八方朝着他们集中。 当过革命法庭马车夫的伊凡·阿金菲耶夫驰过我身旁，他的马镫撞着了我。 “伊凡，你下部队了？”我对他说，“你连肋骨都没了……” “我让这些个肋骨赚到了……”阿金菲耶夫歪着肩膀，骑在马上回答说，“去听听人家怎么讲的吧。” 他头也不回地排开众人，朝布琼尼身边驰去。布琼尼打了个寒战，轻声说道： “孩子们，我们处于不利的态势下，得振作起来，孩子们……” “拿下华沙！”那个穿树皮鞋、戴圆顶帽的哥萨克鼓出眼珠，凌空砍了一下马刀，大声吼道。 “拿下华沙！”伏罗希洛夫大声吼道，把马人立起来，随即飞驰至骑兵连中间。 “战士们和指挥员们！”他激昂慷慨地说，“我们史无前例的政权正在古老的首都莫斯科奋力斗争。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命令你们，战士们和指挥员们，去进攻敌人，获取胜利。” “挥舞马刀，杀向敌人……”巴甫利钦柯在军长身后，远远地唱起了军歌，他向外翻出的鲜红的嘴唇上挂着唾沫，在队列中闪闪发亮。师长殷红的卡萨金上装已经破了，肥胖的脸变了相。他举起军刀，向伏罗希洛夫行举刀礼。 “我遵照革命誓言的职责，”六师师长环顾着四周，声音嘶哑地说，“向第一骑兵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战无不胜的第二骑兵旅正以小跑速度向事发地进发。” “好好干。”伏罗希洛夫回答说，挥了挥手。他拉动缰绳，布琼尼和他并驾齐驱。两人骑着一样高大的枣红马，穿着一样的军上装，一样亮闪闪的镶银边的马裤。战士们呐喊着，行进在他们身后，在秋阳的脓血下，苍白的钢刀寒光闪闪。然而在哥萨克的呐喊声中我听不出戮力同心的精神状态，我乘进攻尚未开始，走进树林深处，去伙食供应站的驻地。 那儿躺着一名正在说呓语的受伤的红军战士，还有一个叫斯捷普卡·杜普利谢夫的好斗嘴的哥萨克男孩，他在用铁刷子给一匹叫飓风的良种公马刷毛。这匹公马是罗斯托夫那匹创纪录的母马柳柳莎所生，归师长所有。那个伤员像打连珠炮似的回忆着舒亚城，回忆着一头还未下过崽的牝牛和一些什么亚麻的麻屑，而斯捷普卡则一边用铁刷子刷马，一边唱着一支小曲，唱的是一个勤务兵和将军的胖太太间的事儿，他唱得越来越响，压倒了伤员可怜巴巴的呓语声。不料他唱得正来劲，那个所有骑兵连共有的胖女人萨什卡却打断了他。她骑马来到男孩跟前，翻身下马。 “咱俩成交吧，怎么样？”萨什卡说。 “滚开！”斯捷普卡回答说，转过身去背对着她，动手给飓风的马鬃编辫子。 “斯捷普卡，你说话算数吗？”萨什卡接口说，“或者不算数？” “滚开，”斯捷普卡回答说，“我说话一向算数。” 他用丝带编好马鬃，蓦地里绝望地朝我喊道： “基里尔·瓦西里奇，求您稍为管管，瞧她是怎么欺侮我的。这一个月来，我天天受她的罪。我上哪儿，她钉到哪儿，我转身走开，她又把路拦住：把公马给她吧，给她吧。可师长天天都关照我：‘斯捷普卡，你饲养着这么一匹公马，准有许多人来求你，可它才四岁牙口，你绝不可以给人牵去接种……” “没准儿你们是要等它到十五岁牙口才让它接种吧，”萨什卡嘀咕着，转过了身子，“等到十五岁牙口，没准儿什么也没了，只好蔫不拉唧地去放泡尿……” 她走到自己的母马身边，紧了紧马肚带，准备上马离去。 她皮鞋上的马刺发出了当的响声，透花长袜上溅满泥浆，粘着草屑，两只硕大无朋的奶子甩到了背上。 “我带来了一个卢布，”萨什卡望着一边说，将她钉有马刺的皮鞋伸进马镫，“带来了，又只得带走。” 那女人掏出两枚崭新的五十戈比银币，在掌心里玩弄了一会儿，又揣进怀里。 “那么咱们成交吧，怎么样？”这时斯捷普卡改口了，两眼死死地盯着银币，牵着公马迎了上去。 萨什卡在林中旷地上拣了片慢坡，把母马拴好。 “你呀，在这个世上，没准儿只有公马给你作伴，”她对斯捷普卡说，开始调教飓风，“话要说回来，我那匹母马是冲锋陷阵的，也有两年没交配了，我一直想给它找匹良种马……” 萨什卡把公马调教会后，将它牵到她的母马身边。 “姑娘，这下咱们可以大大受用了。”她柔声絮语道，吻了一下她的母马花花搭搭、潮湿、挂着几条垂涎的嘴唇，然后偎依着马的脸，仔细地听起树林里杂沓的蹄声来。 “第二旅赶到了，”萨什卡转过身来，朝我正色说道，“上马，柳托夫……” “不管赶没赶到，”斯捷普卡吼道，他喘不过气来了，“把钱留下，魔鬼，马接种的钱……” “钱全在这儿揣着。”萨什卡嘟哝着，纵身跳上母马。 我跟着她快马而去。我们身后传来斯捷普卡的哀号和一声轻轻的枪声。 “请您稍为管管！”那个哥萨克孩子用尽吃奶的力气在树林里一边跑一边喊。 风像一只发了疯的兔子在枝桠间跳跃着飞掠而过，第二旅在加利奇的橡树间疾驰，炮击的硝烟在战地上空静静地升起，仿佛升起在过着太平日子的农舍上空。我们遵照师长的信号发起了进攻，由契斯尼基村外发起的难忘之战。 [73]克里门·伏罗希洛夫（1881-1969），苏联元帅，苏联军政领导人。十月革命后参加国内战争，一九二五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屡建军功，官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九五七年曾参加驱除赫鲁晓夫的“反党集团”活动。一九六〇年退休。​[74]柳托夫的名字和父称。​ 战斗之后 我跟阿金菲耶夫干了一架。下面是经过情况。 三十一日，我们在契斯尼基村外发起进攻。各骑兵连集结在村外的树林里，于傍晚六时向敌人发动冲击。敌人在三俄里外的高地等我们冲上前去。我们驱马奔驰了三俄里路，马已疲惫不堪，待我们冲至山头，只见一堵由黑色军服和煞白的脸膛构成的死墙，兀立在我们面前。这些人是在波兰战争初期背叛我们的哥萨克，由雅科夫列夫大尉将他们编为一个旅。大尉把他的骑兵列成方阵，军刀出鞘，只待我们冲上前去。他嘴里闪亮着一颗金牙，黑色的大胡子直垂至胸前，活像挂在死尸身上的圣像。敌人多挺机枪在二十步开外的地方哒哒扫射。我们队伍中不少人负伤落马。我们踩过他们的身体回击敌人，可是方阵纹丝不动，见此景状，我们掉头就逃。 萨文科夫的走卒们就这样暂时取得了对六师的胜利。其所以会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作为被攻一方面对猛扑上来的我众多骑兵连的散兵线非但没有畏缩，反而怒目以视。这一回大尉稳住了阵脚，而我们却未及用叛徒可卑的鲜血染红我们的军刀就败退了。 我们全师五千人马沿着山坡飞也似的向山下逃去，可后面却没有一个追兵。敌人留在山头上。敌人觉得这场胜利不像是真的，下不了决心追击。所以我们得以保住性命，无一伤亡地奔至山谷。六师政治处主任维诺格拉多夫在山谷里等待我们。他骑着一匹发狂的公马来回奔驰，把败下阵来的哥萨克撵回去打仗。 “柳托夫，”他见到我，大声吼道，“给我把战士带回去打仗，你呀，不得好死！……” 维诺格拉多夫用毛瑟枪的枪柄砸着摇摇晃晃的公马，尖声叫喊，召集着人们。我离开他，策马来到正从不远处驰过的吉尔吉斯人古利莫夫身边。 “古利莫夫，”我说，“掉转马头，往上冲……” “往上，往上，你还是去把母马的尾巴往上掀吧。”古利莫夫顶了我一句，向四下看了看，贼头狗脑地向四下看了看，砰地开了一枪，燎焦了我耳朵上边的头发。 “掉转你的马头。”古利莫夫嘟哝说，一把揪住了我的肩膀，用另一只手去抽马刀。马刀紧紧地卡在刀鞘里，吉尔吉斯人浑身打着战，环顾着四周。他搂住我的肩膀，把脑袋越来越紧地朝我顶来。 “你的马冲在前头，”他轻得几乎听不见地说，“我跟在你后头……”他终于把马刀拔出马鞘，将刀刃轻轻地抵着我的胸脯。死亡逼近着我，挤压着我，使我感到一阵阵恶心，我用手掌推开吉尔吉斯人像烈日下的石头一般滚烫的脸，同时，狠命地用指甲去抠，尽可能往深里抠，暖烘烘的血从我指甲底下渗出来，弄得我的指甲痒痒的，我像长跑后那样喘着粗气，拍马离开了古利莫夫。我的马，我受尽磨难的朋友，一步步朝前走去。我骑在马上，路也不看，头也不回，直到碰见第一骑兵连连长沃洛比约夫。沃洛比约夫在找他连队的设营员，怎么也没找到。我同他浅一脚深一脚地好不容易走到了契斯尼基村，跟曾在革命法庭当过马车夫的阿金菲耶夫一块儿坐在一个小铺里。第三十一团的女护士萨什卡走了过去，她把两个指挥员安顿在小铺里歇脚。两人一声不吭地打着盹，其中一个得了脑震荡，遏制不住地摇着头，眨巴着鼓出的眼睛。萨什卡去野战医院汇报他的伤情，然后牵着马回到了我们这儿。她的母马犟着不肯走，四蹄在泥泞里打滑。 “你扯起风帆上哪儿了？”沃洛比约夫对女护士说。“陪我们坐坐，萨什……” “不陪你们坐，”萨什卡回答说，举起拳头捶了母马的肚子一拳，“不陪……” “这是怎么了？”沃洛比约夫叫了起来，哈哈大笑，“莫非你不再想陪男人喝喝茶什么的？……” “我不想再陪你，”这娘们儿转过身来对连长说，把缰绳远远扔了开去。“沃洛比约夫，我不想再陪你喝茶，因为我今儿看到你们这些个英雄，看到你，一个堂堂的连长怎么出乖露丑……” “你看到了，”沃洛比约夫嘀咕说，“那你该开火呀……” “开火？！”萨什卡绝望地说，扯下袖子上野战医院的袖章。“我用这个来开火？” 就在这时，当过革命法庭马车夫的伊凡·阿金菲耶夫走到我们跟前，我跟他还有几笔旧账未了。 “萨什卡，你没有什么可用来开火的，”他抚慰她说，“在这件事上，没有人可以给你定罪，可我真想给那种混入战斗却不在自己的纳甘式左轮枪里装子弹的人定罪……你参加进攻，”阿金菲耶夫猛地冲着我吼道，他脸上掠过一阵抽搐，“你参加进攻，却不装子弹……安的是什么心？……” “伊凡，别胡搅蛮缠，”我对伊凡·阿金菲耶夫说，可他这个歪着膀子、发着羊癫疯、没有了肋骨的人，却不肯罢休，一步步向我逼近过来。 “波兰人朝你开枪，你却不回枪……”这个哥萨克一边嘟嘟哝哝地说，一边用疲软的腿晃晃悠悠地打着转。 “是的，波兰人朝我开枪，”我恶声恶气地说，“我不回枪……” “这么说，你是莫罗勘派？”阿金菲耶夫压低声音说，往后退了一步。 “是的，这么说，我是莫罗勘派，”我的嗓门比刚才还要大，“你打算怎么样？” “我打算证明你是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招认的，”阿金菲耶夫幸灾乐祸地吼道，“你是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招认的，而我呢，有手书的法律：鉴于莫罗勘派信仰上帝，可以将其枪毙……” 这个哥萨克不停地叫嚷着莫罗勘派，引来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我掉过头打他身边走开，可他追了上来，对着我的后背就是一拳。 “你没有装子弹，”阿金菲耶夫紧张地压低声音凑到我耳边说，手忙脚乱地试图用两个大拇指撕我的嘴，“你信仰上帝，叛徒……” 他抓住了我的嘴唇，开始撕我的嘴。我推开这个发羊癫疯的人，给了他一巴掌。阿金菲耶夫侧身倒在地上，嘴里流出了血。 这时萨什卡晃着一对乳房走到他身边。这女人把水浇到阿金菲耶夫脸上，打他嘴里拔掉了一颗长牙，这颗长长的牙齿好似光秃秃的大道上的一棵白桦，在他黑洞洞的嘴里摇来晃去。 “公鸡只惦着一件事儿，”萨什卡说道，“怎么啄对方的脸，今天这件事我真想我的眼睛让人捂住了没看到……” 她痛心疾首地说道，把被打伤了的阿金菲耶夫带到她那儿去，我则拖着沉重的步子蹒跚地朝着被加利奇连绵不断的雨水浇得滑不唧溜的契斯尼基村走去。 村子在浮动、膨胀，红褐色的泥浆从村子各处寂寥的伤口流淌出来。第一颗星星在我头顶上闪烁了一下，旋即坠入乌云。雨水鞭打着白柳，渐渐耗尽了力气。夜色好似鸟群，向天空飞去，于是黑暗把它湿淋淋的花冠戴到了我头上。我已精疲力竭，在坟墓的桂冠的重压下，伛偻着腰向前行去，央求着命运赐予我最简单的本领——杀人的本领。 [75]鲍·维·萨文科夫（1879-1925），俄国革命者，既猛烈反对帝俄政府，又猛烈反对苏维埃政权。一九〇三年参加社会革命党，组织对沙皇大臣的行刺。俄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领导。十月革命后建立秘密军事组织，企图配合协约国的入侵掀起全国性反布尔什维克叛乱。暴动失败后去巴黎，央求协约国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干涉。一九二〇年应波兰领导人毕苏斯基邀请去华沙组织俄国志愿军团，与波兰军队共同反苏。一九二一年波苏和约签订，他经巴黎，折返苏联。一九二四年中在苏联被捕，判处死刑，后改徒刑。据称，翌年在莫斯科监狱自杀。​[76]莫罗勘派是精神基督派的一个派别。十八世纪后半叶出现于俄国，反对设神甫和教堂，主张在民宅中做礼拜，由选举出来的长老领导宗教团体。后该派逐渐分裂为许多小教派。​ 歌谣 在布佳季赫村宿营的时候，我摊上了一个凶狠的女房东。她是个寡妇，很穷，我砸掉了她所有贮藏室的锁，没发现一只家禽。 我只得耍计谋了。有一天，我回家比平时早，太阳还没下山就到家了，让我看见了女房东正在把炉门盖到尚未灭掉的炉子上。农舍里弥漫着一股菜汤味儿，汤里不定还有肉。我闻到了肉香。于是我把左轮枪往桌上一搁，可那老娘儿们死不认账，她的脸和乌黑的手指开始抽搐，脸沉了下来，怀着恐惧，极度憎恨地看着我。要不是萨什卡·科尼亚耶夫，或者按另一个叫法：萨什卡·基督，妨碍了我干下去的话，那就什么也救不了她，我准会叫她吓得把汤端出来。 萨什卡胳肢窝里夹着手风琴，晃动着两条穿在破靴子里的优美的腿走进屋来。 “咱们来拉几曲吧。”他说道，抬起他那双撒满睡意矇眬的湛蓝的冰凌的眼睛看着我。“咱们来拉几曲吧。”萨什卡一边说，一边坐到长凳上，拉了一段前奏。 前奏是那么的沉静，仿佛是由远方传来的。不一会儿，这位哥萨克中止了前奏，蓝蓝的眼睛变得忧伤了。他投我所好，转过身去，一边拉一边唱起一首库班的歌谣。 “田野的星星，”他唱了起来，“田野的星星高悬在父亲的小屋上，我母亲忧伤的手……” 我喜欢这首歌谣。萨什卡知道这一点，因为是我们两人——他和我——一起在一九一九年经过顿河河口支汊上的卡加利尼茨克镇时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谣的。 教会我们唱这首歌谣的是个在禁渔水域偷捕的猎人。鱼群在禁渔水域产卵；鸟群，数不尽的鸟群，把这里作为栖息之所。在河口支汊内，鱼多得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只消用勺子一舀就能舀到，甚至用手也可抓到，要是把一杆桨插进水里，桨就会笔直地竖着走，那是鱼在拥着它，将它随身带走。这情景我们亲眼目睹，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卡加利尼茨克镇旁的这片禁渔水域。历代都禁止在那里捕鱼，下这个禁令是正确的，然而一九一九年在河口的支汊地带进行着残酷的战争，所以猎人雅可夫敢于当着我们的面，明目张胆地干这种违法的偷捕营生，为了笼络我们，他送给骑兵连的歌手萨什卡·基督一架手风琴。他还把他的歌谣教会了萨什卡，其中有不少扣人心弦的古老的谣曲。为此，我们大家都原谅了这个狡黠的猎人，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歌谣，当时谁也看不到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就萨什卡一人可以把歌声和泪水洒在我们漫长得让人生厌的征途上。征途上血迹斑斑。而歌声则飘扬在我们斑斑的血迹上。在库班和出没于绿林间的游击战中如此，在乌拉尔和高加索山区如此，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我们需要歌声，谁也看不到战争的尽头，幸而骑兵连有歌手萨什卡·基督，何况他还年轻，离老死还远着呢…… 就拿这天晚上来说也是如此，女房东在菜汤的事上蒙骗了我，我好生恼火，而萨什卡用他压得低低的、摇篮曲般的歌声，消了我的气。 “田野的星星，”他唱道，“田野的星星高悬在我父亲的小屋上，我母亲忧伤的手……” 我伸直身子躺在屋角发霉的草垫上，听他唱歌。幻想折裂着我的骨架子，幻想震动着我身下的烂草，透过幻想的热雨，我好不容易辨认出那个托着枯腮的有了些年纪的妇人。她低垂着被虫子螫伤的脑袋，一动不动地倚墙而立，在萨什卡没有弹唱完之前，她没有挪动一下步子。萨什卡弹唱完后，把手风琴放到一边，像长睡之后初醒那样，打了个哈欠，笑了起来，然后环顾着我们这位寡妇家徒四壁的陋屋，拂去长凳上的尘土，出去拎了桶水进屋。 “你瞧，我的心肝，”女房东把背靠在门上蹭着痒，指着我对他说，“你这个长官几天前住到了我这儿，冲着我又是骂，又是跺脚，把我存东西的房间上的锁全撬开了，还拔出枪来吓唬我……真正是罪过呀——拿枪吓唬我，吓唬一个妇道人家……” 她又在门上蹭了一下痒后，把羊皮袄盖到儿子身上。她儿子在圣像下边一张铺着破布片的大床上打呼噜。她儿子是个哑巴孩子，脑袋浮肿，头发呈浅色，两只脚掌大得就像成年庄稼汉的脚。母亲给他擦了擦流鼻涕的鼻子，转身回到桌子跟前。 “亲爱的房东太太，”萨什卡抚摸了一下她的肩膀对她说，“要是您乐意的话，我这就来疼疼您……” 可那个娘们儿却装得好像没听见他的话。 “我什么菜汤也没见到，”她托着腮说道，“我的菜汤远远地离开我走了。人家只知道拔出枪来威吓我，要是碰到个好人，倒是可以跟他亲热亲热的，可我现在见什么都讨厌，连跟男人睡觉也开心不起来……” 她拉长声音伤心地诉着苦，一边叨咕，一边把小男孩往墙边推了推。萨什卡便和她一起躺到铺着破布片的床上，而我呢，竭力让自己睡着，一个劲儿替自己设想做些什么好梦，以便美滋滋地进入梦乡。 拉比之子 ……瓦西里，你还记得日托米尔吗？瓦西里，你还记得捷捷列夫河和那天夜晚吗？在那天夜晚，礼拜六，含苞欲放的礼拜六，于残霞渐灭之际，踩着繁星，悄然来临。 月亮纤纤的月角在捷捷列夫黑黝黝的河水里濯洗着它的箭矢。可笑的基大利，第四共产国际的创始人，领着我们去穆泰雷·勃拉茨拉夫斯基拉比那里做晚祷。可笑的基大利大礼帽上的鸡翎在红沉沉的暮霭中晃动，而蜡烛贪婪的瞳仁则在拉比的屋内眨巴不已。几个膀宽背阔的犹太人伏在祈祷书上发出嗄哑的咿唔声，好似在呻吟，而那个年迈的侍从小丑，切尔诺贝利的柴迪克，则把揣在破衣袋里的几个铜币弄得叮当直响…… ……瓦西里，你还记得那个夜晚吗？……窗外，马嘶声和哥萨克的叫喊声此起彼落，战火造成的废墟在窗外打着哈欠，穆泰雷·勃拉茨拉夫斯基拉比用他那双烂手抓住做晚祷穿的袍子，在东墙下祈祷。后来立柜的帷幕打了开来，在出殡般悲哀的烛光下，我们看到了用紫酱色天鹅绒和宝蓝色绸缎制成的护书套包住的《摩西五经》的经卷，而在经卷之上是伊里亚没有表情、顺从、英俊的脸庞，他是拉比之子，最后一位亲王，其朝代为…… 瓦西里，第十二军诸团突破我军在科韦利的正面已经三天。城里响彻了胜利者轻慢的炮轰声。我们的部队阵脚大乱，溃不成军。政治部的列车匆忙驶离，沿着布满死亡的旷野的背脊向前行去。患伤寒病的庄稼汉们推动着挡在他们前面的士兵的死神习见的驼峰逃命。他们纷纷跳上我们列车的踏板，又在枪托的猛砸下，纷纷仰天倒下去。他们哼哧着，挠着痒痒，跌倒下去，一声不响。行驶到十二俄里处，我已没有土豆可扔给他们，只得扔给他们一大摞传单。可只有一个人伸出肮脏的死尸样的手来接。我认出他是伊里亚，日托米尔的拉比的儿子。瓦西里，我立刻就认出了他。看到亲王连裤子都没了，士兵的背囊已破成两截，我心如刀割，以致我们违反规定，把他拽进我们的车厢。他的像老婆子那样僵硬的赤裸的膝盖碰撞着生锈了的铁踏板。两个穿海魂衫的乳峰高耸的女打字员把这个垂死者连遮羞布都没一块的颀长身躯顺着地板往里拖。我们把他安顿在编辑部角落里的地板上。几个穿红灯笼裤的哥萨克给他把脱落下来的上衣拉好，那两个姑娘把她们不知掩饰的雌性动物的罗圈腿抵着地板，死死地端详着他的性器官，端详着这个奄奄待毙的闪族人蔫不拉唧、阴毛鬈曲的阳具。而我，这个在我行伍生涯中的一个夜晚曾见过他一面的人，则把他，红军战士勃拉茨拉夫斯基，散落的东西放进小箱子。 这是些五花八门、互不搭界的东西，有鼓动员的委任书和犹太诗人的纪念像，有列宁的金属浮雕头像和织在没有光泽的绸缎上的迈蒙尼德绣像，而且两人的像并放在一起。第六次党代会的决议汇编中夹有一绺女人的发丝，而在党的传单的页边密密麻麻、歪歪曲曲地写满了犹太古诗。几页《雅歌》竟然和几发左轮枪子弹搁在一起。这些东西好比稀稀落落的愁雨打在我身上。日薄西山时的愁雨洗去了我头发上的浮尘，于是我对那个躺在车厢角落里一张破垫子上的垂死的青年人说： “勃拉茨拉夫斯基，四个月前，在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旧货商基大利领我到你父亲穆泰雷拉比家去时，你那时还没在党吧。” “我那时已经在党了，”那年轻人一边抓着胸口，一边回答说，因发高烧而不断痉挛。“可我没法抛下母亲……” “伊里亚，你现在不是抛下了吗？” “在革命中，母亲不过是——细枝末节，”他嘟哝说，声音越来越弱，“轮到了我姓氏的字母，字母勃，于是组织派我上前线……” “伊里亚，你就这样倒了大霉，到了科韦利？” “我倒了大霉，到了科韦利！”他绝望地吼道，“富农突破了我军正面。我得到了一个混成团的支援，可为时已晚。我的炮兵不够……” 未及抵达罗夫诺市，他就死了。他，最后一个亲王，死在几首诗歌、几张集邮用的邮票和一条包脚布之间。我们把他埋葬在一个荒凉的车站上。而我——早衰的躯体几乎承受不了我万千思绪的风暴——则将我的兄弟撒手人寰时吐出的最后一口气吸入体内。 [77]犹太教将《圣经·旧约》的前五卷称为《律法书》，并托称出自摩西之手，故亦称《摩西五卷》。​[78]《雅歌》是《圣经·旧约》中的一卷。表达男女双方热恋的心情，故亦称《恋歌》。​[79]“勃”是俄语字母表中第二个字母的音译。​ 千里马 我决心下连队。师长听我提出这个要求，皱起了眉头。 “你这是往哪儿钻？……你一张嘴——他们就会把你整成狗屎堆……” 我坚持要去。不但如此，还选了个最好斗的师——第六师。我被安排到第二十三骑兵团第四骑兵连。连长原是布良斯克工厂的钳工，叫巴乌林，论年岁，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为了能镇住人，他留了络腮胡子。一绺绺烟色的胡子在他下巴上打着卷儿。巴乌林在他二十二岁的生涯中，从不知道手忙脚乱为何物。数以千计的巴乌林式人物的这种特有的品质是革命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巴乌林为人坚毅、寡言、固执。他的生活道路是铁定了的。他从未怀疑过这条道路的正确性。生活的艰苦对他来说不足道哉。他站着也能睡觉。他睡着时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醒过来时两只手还握在一起，人家觉察不了他已睡过一觉。 在巴乌林手下休想得到宽容。我是以一个罕见的吉兆——配给了我一匹马——开始我的连队生涯的，无论在战马后备处还是在农民手里都已没有一匹马。助我得到一匹马，是个偶然事件。哥萨克吉洪莫洛夫未经请示，擅自枪杀了两个被俘的军官。他奉命把两名军官押送旅部，这两名军官可供出重要情报。可吉洪莫洛夫没有将两人送达指定地点。本来要把吉洪莫洛夫交革命法庭查处，可后来改变了主意。骑兵连长巴乌林给予了他比革命法庭还要严厉得多的惩处——没收了吉洪莫洛夫那匹绰号叫千里马的战马，把他发配至辎重队。 千里马让我所受的痛苦几乎超出了人的承受力的极限。这匹马是吉洪莫洛夫从捷列克老家带出来的，是用哥萨克式的步法调教出来的，它会的是哥萨克式的快步，特殊的哥萨克式的袭步——暴烈、疯狂、突发。千里马的步子伸展长，跨度大，而且不停顿。它用这种步法驮着我，使我掉队，远离连队，失去方位感，几天几夜地迷路，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以致落入敌阵，露宿沟壑，误闯敌人团队，遭到他们追击。我的骑术仅限于我在对德战争中服役于第十五步兵师所属炮兵营时学会的那两下子。何况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弹药箱上，只是偶尔才驾驾马拉炮车。叫我怎么习惯得了残暴的千里马的袭步和快步。吉洪莫洛夫将所有使他遭到浩劫的恶魔统统留给了这匹公马。我在公马颀长、冷漠的背脊上，颠晃得像只麻袋。我抽打马的背脊，抽得它伤痕累累。闪着金属光泽的苍蝇狠命地叮着这些伤口。伤口流出的血凝成一串串黑块，箍在马的肚子上。由于马掌没有钉好，千里马开始失蹄扭伤，它的趾关节肿得好似大象的脚。千里马瘦了。它的眼睛里闪烁着受尽折磨的马匹特有的目光，一种狂躁、倔强的目光。它不再让人给它套上鞍子了。 “四眼，马叫你给废了。”排长说。 当着我的面，哥萨克们一声不吭，可背地里却在摩拳擦掌，像猛兽那样，没精打采地一动不动，实则上心怀叵测，准备伺机扑将上来。他们甚至不再求我替他们代书家信了。 骑兵军占领了诺沃格拉德-沃伦斯格市。我们一昼夜得行军六十乃至八十公里。我们已逼近罗夫诺市。白天很少有休息时间。每晚我都做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跨着千里马小跑。路边烧着一堆堆篝火。哥萨克们在煮汤吃。我打他们身旁驰过，他们连眼睛都不朝我抬一抬。有些人跟我打个招呼，另一些看也不看我一眼，他们顾不上我。他们的冷淡说明什么？说明我的骑式并不怪里怪气，跟大伙一样撵着马飞跑，所以没有什么可朝我看的。我幸福地管自己走我的路。我对和睦和幸福的渴求，在我醒着的时候得不到满足，于是我做梦，在梦中得到这一切。 吉洪莫洛夫没有露过面。他在行军队伍的某个角落里，在殿后的慢慢腾腾地滚动着的大车队的某一辆铺着破布片的大车上监视着我。 有一回，排长对我说： “帕什卡一个劲儿地打听你是什么人……” “我关他什么事？” “看来关他的事……” “莫非他以为我欺侮了他？” “难道还没欺侮他……” 帕什卡的忿恨穿过树林，越过河道向我袭来。我的肌肤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不寒而栗。一双充血的眼睛在我的道路上死死地盯着我。 “你为什么让我树了个敌人？”我问巴乌林。 骑兵连长巴乌林骑马打我身边走过，打了个哈欠。 “这可不是我要担心的事，”他头也不回地回答我说，“该是你要担心的……” 千里马的背伤收口了又裂开。我在鞍子下垫上三层毡鞍垫，但还是没法正常骑，伤口未愈。一想到我坐在绽开的伤口上，就浑身发痒。 我们排有个哥萨克，姓比久科夫，是吉莫洪洛夫的同乡，他在捷列克结识了帕什卡的父亲。 “帕什卡他爹，”有一回比久科夫告诉我说，“是专养猎马的……是个杀气腾腾的骑手，个儿又高又大……他一到马群就选马……手下给他牵过马来。他叉开两腿，站在马的面前，盯着马看……你这是要干什么？干什么，只见他抡起拳头，照准马的鼻梁就是一拳——马当场毙命……卡利斯特拉特，你干吗把好好一条牲口结果掉？……他说，我打的是玩命的猎，这匹马怎能骑……这匹马我看不上眼……他说，我打的是玩命的猎……好一个杀气腾腾的骑手，没说的。” 千里马是帕什卡他爹相中的，所以留下了一条活命，现在落到了我手里。我以后怎么办？我在脑子里盘算着各种各样的计划。就在我焦虑不堪之际，战争拯救了我。 骑兵军向罗夫诺发起进攻，并攻下了这座城池。我们在罗夫诺待了两个昼夜，到了第三天夜里，波兰人发起反攻，将我们击败。他们这一仗是为了给后撤的部队打开一条退路。他们的机动成功了。狂风，骤雨，和随着倾泻而下的黑黢黢的水流劈向世界的巨雷，成了波兰人的掩护。我们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才把这个城市收拾干净。在这次夜战中，塞尔维亚人顿季奇，一个最勇敢的斗士，倒了下去。这次夜战，帕什卡·吉洪莫洛夫也参加了。波兰人袭击他的大车队。那里一马平川，无物可以掩护。帕什卡将他的大车按只有他一人知道的阵法布阵迎敌。大概古代罗马人也是按此阵法给战车布阵的。帕什卡有一挺机枪。应当认为这挺机枪是他偷来以防万一的。吉洪莫洛夫用这挺机枪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拯救了军需品，把整个大车队带出重围，除了两辆大车之外，因为拉那两辆大车的马被打死了。 “怎么，你把战士发配去打杂了？”这一仗打完后没几天，旅部对巴乌林说。 “没错，要是发配去打杂，说明有这个必要……” “当心，别吃不了兜着走……” 对帕什卡的大赦令没有下，不过我们知道他会回来。他果真回来了，光脚穿着一双套鞋。他的手指削断了，污黑的纱布绷带从手上散落下来。绷带拖在他身后，像是圣袍的飘带。帕什卡来到布佳季赫村天主教堂前的广场上，我们的马匹都拴在那里的系马桩上。巴乌林坐在教堂前的台阶上用一个大木盆泡脚。他的脚趾烂了。脚趾呈粉红色，好似铁刚淬火时那种淡淡的红颜色。几绺年轻人的草黄色头发粘在巴乌林的额头上。太阳烤灼着教堂的砖瓦。比久科夫站在连长身旁，把一支烟卷塞到连长嘴里，给他点上。帕什卡·吉洪莫洛夫拖着他的圣袍的破破烂烂的飘带走到系马桩前。他的套鞋啪哒啪哒地响着。千里马伸出长长的脖子，朝着它的主人咴咴嘶鸣，嘶声不响，带有哨音，就像荒原上的马嘶声。马背上，脓血在一道道绽开的肉口子上弯弯曲曲地流淌，状似花边。帕什卡站在马的身旁。肮脏的绷带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遭了这样的罪。”这个哥萨克说道，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走上前去。 “我们言归于好吧，帕什卡。我很高兴，马恋着你。我跟它合不来……我们言归于好怎么样？” “还没过复活节，和什么好。”排长在我身后一边卷烟卷，一边说。他的灯笼裤解了开来，衬衫敞开着，露出一大片古铜色的胸脯，他正坐在教堂的台阶上休息。 “帕什卡，还是跟他互吻吧，”比久科夫轻声说，他是吉洪莫洛夫的同乡，认识帕什卡的爹卡利斯特拉特，“他真心想跟你互吻……” 我在这些人之间是孤家寡人一个，我没法得到他们的友情。 帕什卡一动不动地站在马的面前。千里马自由自在地用力喘息着，把脸伸向他。 “遭了这样的罪，”这位哥萨克又说了一遍，猛地朝我转过身来，开门见山地说，“我不会跟你和好。” 他拖着一双套鞋，踏着被烈日烤烫的用石灰浆铺的小路离去，绷带卷起了乡间广场上的尘土。千里马像条狗那样跟在他身后。缰绳在千里马的脑袋下晃动，它的长脖子低低地垂着。巴乌林一直在大木盆里泡他那双像淬火的铁那样微红的烂脚。 “你让我树了个敌人，”我对他说，“这件事上我有什么错？” 骑兵连长抬起了头。 “我可看透了，”他说，“我从骨子里看透了你……你巴望活在世上太太平平，没一个敌人……你用出吃奶的力气朝着这方面去做——千万不要有敌人……” “跟他互吻吧。”巴久科夫嘟哝说，转过身去。 巴乌林额头上有一个用火烙出来的印子。他的腮帮子不停地抽动。 “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怎么样？”他呼吸迫促地说，“结果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还是离开我们，远远地滚开去吧……” 我不得不离开了。我转到了第六骑兵连。到了那里，情况就好多了。不管怎么说，千里马教会了我吉洪莫洛夫的骑式。几个月过去了。我的梦应验了。哥萨克们不再在我身后不以为然地望着我和我的马。 [80]吉洪漠洛夫的名字。​[81]帕什卡父亲的名字。​[82]东正教徒在复活节互吻三次以示祝贺，若有前嫌，亦以此吻消除。​ 吻 八月初，军部将我旅调往布加基奇镇休整。该镇在战争爆发时被波兰人占领，很快又被我们夺回。天刚拂晓，骑兵旅便向小镇进发；我是在白昼抵达的。好房子都叫人捷足先登了，我给安排到一名小学教师家。在一间低矮的屋里，摆着许多盆结有果实的柠檬树，一个瘫痪的老人坐在树间的安乐椅上。他戴顶插一根翎毛的蒂罗尔帽，一部灰白的络腮胡垂至落满灰尘的胸部。他眨巴着眼睛，嘟嘟嚷嚷地央求着什么。我梳洗了一下，便到旅部去了，夜里才回来。通信员米什卡·苏罗夫采夫，一个奥伦堡的狡黠的哥萨克，向我报告说，房东家除了那个瘫痪的老人外，还有他的女儿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托米林娜和她的儿子，这孩子和苏罗夫采夫同名，也叫米什卡；房东女儿原是一名军官的妻子，军官在对德战争中阵亡后，她一直寡居，为人正派，不过苏罗夫采夫打探到，如果遇见好人，她也愿意把身子给他的。 “咱们来安排一下，”苏罗夫采夫说罢，便到厨房去了，把碗盏弄得乒乓直响；教师的女儿在一旁帮他。苏罗夫采夫一边做饭，一边给她讲我如何勇敢，如何在一次战斗中把两名波兰军官打落下马，苏维埃政权如何敬重我。托米林娜稳重、轻声地回答他的话。 “你在哪儿睡？”跟她分手时，苏罗夫采夫问她，“你呀，挨我们近些挺尸，我们可是生龙活虎的汉子。” 他把盛着煎蛋的大煎锅端进屋来，放到桌上。 “她答应了，”他坐下身来说，“就是没讲出口……” 就在这一瞬间，传来了压低的悄语声。衣衫的窸窣声，紧接着屋里响起了步履沉重而又小心翼翼的奔走声。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这锅战地伙食吃下肚去，就见到好几个拄着手杖的老头儿和包着头巾的老婆子走了进来。小米什卡的床移到了餐厅柠檬树间他外公的安乐椅旁。这些个垂垂老矣的客人是特地来保护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的贞操的，他们像一群遇到了坏天气的绵羊，挤成一团，堵住房门，整整一夜都不声不响地打扑克，悄没声儿地报出未做成定的分数，一听到什么轻微细碎的声响，便立刻屏息静气地停下牌来。我就躺在这扇房门外边，感到好不尴尬，好不难堪，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 “有一言相告，”我在走廊里碰见托米林娜，赶忙对她说，“我有一言必须相告，我毕业于法律系，属于所谓知书达礼的人……” 她呆住了，木立在那里，垂下双手，披在她身上的老式女斗篷像是浇铸在她苗条的身躯上。她睁大了一双因噙有泪花而亮闪闪的碧眼，直愣愣地望着我。 才过了两天我们就成了朋友。教师这一家子人心地善良、老实巴交，生活在无边的恐惧和茫然之中。波兰的官吏向他们灌输说，俄罗斯像当年的罗马那样在硝烟和野蛮之中完蛋了。我便给他们讲列宁、未来如烈焰一般在其间燃烧的莫斯科，以及艺术剧院。每天晚上，几个二十二岁的布尔什维克将军，全都蓄着像乱草一般的红褐色络腮胡，上我们这儿来小坐。我们抽着莫斯科的烟卷，吃着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用军用品为我们做的晚餐，唱着大学生歌曲。那位坐在安乐椅里的瘫痪老人，探过身子来，贪婪地听我们唱歌，头上那顶蒂罗尔帽和着我们歌曲的节拍晃动。这几天来，这位老人陶醉于激昂、突如其来、模模糊糊的憧憬之中，惟恐有什么阴影会遮蔽他的幸福，便竭力不去注意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喜好夸耀自身的残忍，以及我们当时喜好用豪言壮语的简单化办法处理一切世界问题。 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决定：一旦战胜波兰人，托米林娜便举家迁居莫斯科，我们给老人找位名教授治病，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进专修班深造，而小米什卡呢，我们送他到他母亲当年就读过的那所设于牧首池的小学去念书。在我们看来，未来是我们的私产，是不容任何人置喙的私产，战争——是谋取幸福的急风暴雨式的准备，而幸福本身是我们禀性的需要。只有细节还没有拿定主意，在日复一日讨论细节的过程中，夜，强有力的夜，降临了，这时蜡烛头的火光便映到家酿烧酒不透明的酒瓶上。容光焕发的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是我们默默的听众。我还从来没见到过比她更炽烈、更洒脱，而又更怯弱的人。每当暮色四合，狡黠的苏罗夫采夫便用还在库班时征用来的藤条敞篷马车，把我俩送往山冈。但见山顶上，贡西奥罗夫斯基公爵的弃宅正在夕照下熠熠生光。几匹精瘦、修长的纯种马在红色缰绳的驾驭下，步调一致地奔驰着；一只无忧无虑的耳环在苏罗夫采夫的耳朵上微微晃动，一座座圆塔从铺满黄花的壕沟里耸起。一堵堵断垣残壁在空中划出一道被红如宝石的鲜血泡胀了的弯曲线条，一丛野蔷薇把一只只浆果藏匿了起来，一级湛蓝色的梯级，那是一把梯子的残迹，在灌木丛中闪着光，当年曾有好几位波兰国王先后顺着这把梯拾级而上。有一回，坐在这级梯子上，我搂过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的头，吻了起来。她慢慢地推开我，站起身来，双手抓住墙壁，把身子贴在墙上。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道血红、布满飞尘的夕晖在她昏昏沉沉的脑袋四围沸腾，后来，她打了个寒战，像是在谛听着什么；她把头抬了起来，用手指推开墙，加快步子，磕磕绊绊地朝山下奔去。我喊她，她没有理我。山下，面颊通红的苏罗夫采夫四仰八叉地横在藤条敞篷马车内呼呼大睡。夜里，等所有的人都入睡了，我蹑手蹑脚地去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的卧房。她在看书，书放得远远的，搁在桌上的一只手像是假的。听到敲门声，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转过头去，从桌旁站了起来。 “不，”她凝睇着我说，“不，我的心肝。”随即展开裸露的长臂抱住我的脸，用越来越炽热、无休无止、默默的吻亲吻我。 邻室的电话铃声把我俩分开了。旅部副官叫我接电话。 “我们要开拔了，”他对着话筒说，“旅长接到命令……” 我连帽子都忘了戴，一边往外跑，一边匆匆地把文件塞进兜里。骑士们从各家各户的院场里牵出战马，在漆黑的夜色中呼喊着，奔驰着。旅长站在那里一边系斗篷，一边告诉我们，波兰人突破了卢布林防线，我们受命实施迂回战。我旅两个团一小时后便开拔了。那位老人被吵醒了，惊恐不安地从柠檬叶下注视着我。 “告诉我，您会回来的。”他抖动着脑袋，反复说。 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把短皮袄匆匆套到麻纱睡衣外，送我们到街上。黑暗中，有个看不见的骑兵连正风驰电掣地骑过。我在通向田野的拐弯处，回首望去，只见托米林娜正伛下身子，替站在她身前的小男孩理好身上的上衣，搁在窗台上的那盏灯摇曳不定的火光，在她柔美、瘦削的后脑勺上移来移去…… 我们马不停蹄地跑了一百公里，终于同第十四骑兵师会合，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开始后撤，常常在马鞍上就睡着了，待到打尖的时候，已困得神志迷糊，纷纷落马。马便拖着我们这些个睡得死死的人，把缰绳绷得紧紧的，顺着麦茬地行去。秋天到了，加利奇的秋雨悄无声息地洒落下来。我们一个个成了一声不吭、蓬头垢面的躯壳，东转西拐，绕着圈儿，一头扎进波兰人束紧的口袋，随后再破袋而出。我们已失去时间感。我们来到托辛斯克教堂宿夜时，我都没想到我们离开布加基奇镇只有十俄里路。苏罗夫采夫提醒了我，我们彼此使了个眼色。 “主要是马太累，”他笑嘻嘻地说，“说实在的，咱们倒可以套上车去一次……” “不行，”我回答，“车在夜里会绊住的……” 说罢，我们骑马上路了。我们把一些小礼物——一大块白糖、一件褐红色皮毛的女斗篷和一头才出生两周的山羊羔，系在我们的马鞍上。我们走的路穿行于摇晃不已的湿漉漉的树林间，一颗钢色的星星在橡树的树冠间迷了路。不到一个钟点，我们就来到了小镇，镇中心已被战火焚毁，货车、拉炮的马匹和断裂的辕杆所掀起的面粉似的白蒙蒙的尘土湮没了整个小镇。我骑在马上敲了敲那扇熟悉的窗户——一朵白云从屋里飞快地飘了过来，托米林娜依旧穿着那件镶花边的麻纱睡衣奔到台阶上。她那滚烫的手捏住我的手，领我进屋。大屋子里的柠檬树一片狼藉，上边晾着好些男人的内衣，屋里摆满了单人床，床间没有留下空隙，就像在战地医院里一样。睡在床上的全是陌生人，他们露出脏兮兮的脚丫子，歪咧着像死尸般僵化了的嘴，嘶哑地叫喊着梦话，大口大口、声若洪钟地呼吸着。房子叫我军的战利品委员会占据了，托米林娜一家被统统赶到一间屋子里。 “您什么时候带我们离开这里？”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死命地捏住我的手问。 老人醒了，抖动着脑袋。小米什卡把羊羔搂到身边，绽开了幸福的笑容。苏罗夫采夫面有得色地低头看着孩子，从哥萨克灯笼裤的裤兜里抖搂出几副马刺、几枚打出了洞的硬币和一只系在黄色的辫子绳上的口哨。在这幢被战利品委员会占据的房子里，无处可以避人。我和托米林娜便去了冬天贮存土豆和蜂箱巢框的板房。在那里，在储藏室里，我领略到了那条不可避免的致命之路的况味，这条路就是从贡西奥罗夫斯基公爵的城堡前开始的吻之路…… 未及拂晓，苏罗夫采夫就来叩我们的门。 “您什么时候来领我们走？”伊丽莎白·阿历克谢耶芙娜眼睛望着一旁说。 我沉吟有顷，转身想进屋去同老人告别。 “主要是没时间了，”苏罗夫采夫挡住我的路，“上马，咱们走……” 他把我推到街上，牵来了马。托米林娜把一只冰凉的手伸给我。她一如往常，笔直地昂着头。马歇了一夜，放开四蹄，快步跑了起来。在黑森森的、蓊郁的橡树间，一轮火红的朝阳冉冉升起。 树林里出现了一片林中空地，我放下马缰，掉过头去，朝苏罗夫采夫喊道： “该多待一会儿……这么早就来叫……” “这已经不早了，”他回答说，一边策马追上我，一边伸出一只手去，推开湿淋淋、滴落下亮晶晶的露珠的枝桠，“要不是那个老头儿，我叫得还要早……老头儿没完没了地说话，越说越激动，只听他喉咙里咯的一声，身子就往一边倒去……我跳到他眼前，定睛一看——死了，吹灯拔蜡了……” 到了树林尽头。出林是茫茫一片翻耕过的田野，没有路。苏罗夫采夫从马镫上站起，眺望着四周，吹着口哨，嗅出了正确的方向，随即把这个方向连同空气一齐吸进肚去，伏下身子，纵马驰去。 我们准时到达，把骑兵连的人都叫了起来。太阳热烘烘的，预示这是个大热天。这天早晨，我们旅越过了波兰王国的旧国界。 [83]从前俄国一种圆锥形大糖块，食用时用锤子击碎。​ 巴别尔其人 ◎〔俄〕康·格·帕乌斯托夫斯基 我们相信第一印象。我们通常认为，它是准确无误的。我们确信，关于一个人的看法无论改变多少次，我们迟早都会返回到第一印象。 人们对第一印象的信赖，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自己的洞察力有十分的把握。在自己的生活中，我经常检验这种“第一印象”，然而结果却非常不稳定。 第一印象常常给我们提出一些狡猾的谜语。 我和巴别尔就是在某种谜一般夹杂着我的惊讶之情的场景之中第一次相见的。那是一九二五年，在敖德萨近郊，在中喷泉的别墅区。 从敖德萨往西，朝着开阔的大海方向，绵延着好几公里长的老别墅和花园区。这片地方都以喷泉命名（小喷泉、中喷泉和大喷泉），虽然那里什么喷泉都没有。是的，好像从来就没有过。 喷泉区的别墅名称当然也很“豪华”，按敖德萨的叫法为“维拉”。瓦里图赫维拉，岗察留克维拉，沙伊·克拉波特尼茨基维拉。整个喷泉区被分隔成一个个小站（按照有轨电车的站数）——从第一站一直到第十六站。 喷泉区的电车站相互之间没什么区别（花园，别墅，探向大海的陡坡，染料木树丛，破损的篱笆，然后还是花园），除了不同的气味和不同的空气浓度。 在第一站，有轨电车的车窗中飘进久置的滨藜和西红柿茎叶的干枯味道。这是因为，第一站位于城郊，在城市的菜园子和荒地的边上。在那里，在落满尘土的草丛下面，就像上万枚玩具般的小太阳，无数的碎玻璃片闪耀着光芒。被打碎的啤酒瓶闪耀着绿宝石般尤为美丽的亮光。 每走过一公里，有轨电车就离城郊越来越远，离大海越来越近，直到第九站，那里浪涛拍岸的新鲜声响已经能清晰地传到耳畔。 很快，这隆隆响声，这海浪冲刷，然后又被阳光晒干的岩石的味道，又远远地在周遭飘散开来，与之伴随的是一股烤鲭鱼的香甜烟雾。人们在铁板上煎鱼。这些铁板是喷泉区的居民从废弃的别墅和看守房的屋顶上揭下来的。 而第十六站过后，空气一下子变了——原来有些令人疲惫的苍白空气，现在变成了悠远的淡蓝色。这种蓝色不知疲惫地把翻腾的浪花从阿纳托利亚海岸追赶到大喷泉的沙滩上来。 在第九站，我租了一间别墅过夏。旁边，穿过马路，就住着巴别尔和他的妻子——一头棕红色头发的漂亮的叶甫盖尼娅·鲍利索夫娜，还有他的妹妹玛丽。大家都温情地叫她“小玛丽”。 就像敖德萨人常说的那样，小玛丽“不可思议”地酷似自己的哥哥，并且毫无怨言地执行他的吩咐。而巴别尔的吩咐很多，而且名目繁多——从用打字机誊写他的手稿，直到与那些纠缠不休的男女崇拜者们做斗争。还是在那时，这些崇拜者们就成群结队地从城里赶来“看看巴别尔”，这使巴别尔感到不安，感到光火。 巴别尔刚从骑兵军回来，在那里，他用柳托夫的名字作为普通一兵服役。巴别尔的小说那时已发表在多种报刊上——如高尔基的《编年史》、《列夫》、《红色处女地》和敖德萨的几家报纸。追随着巴别尔，敖德萨的文学青年们蜂拥而至。他们与那些女崇拜者们同样使他感到恼火。 荣誉与他齐头并进。在我们眼中，他已经成为了一把文学标尺，而且，还是一个不容置疑、充满嘲讽的智者。 有时，巴别尔叫我去他家吃饭。大家合力把一口盛着稀粥的巨大铝锅抬到桌子上（“嗨哟，使劲儿！再使把劲儿！”）。巴别尔把这口锅叫做“牧首”，每次当它出现的时候，巴别尔的眼睛都会发出贪婪的光芒。 当他在沙滩上给我朗诵吉卜林的诗，或者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或是不知如何落进他手里的德国作家埃德施米德的小说《公爵夫人》时，他的眼睛也闪烁出这样的光芒。《公爵夫人》这部小说写的是中世纪的法国诗人弗朗索瓦·维永，他因为抢劫被判绞刑，小说还写了他对一个做修女的公爵夫人的悲剧式的爱。 除此之外，巴别尔还喜欢读兰波的长诗《醉舟》。他用法语动听地朗读这些诗歌，读得坚定、轻松，就好像把我沉浸在了它们奥妙的音节之中，沉浸在同样奥妙地奔涌着的形象和比喻的洪流之中。 “顺便说说，”有一天巴别尔谈道，“兰波不仅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冒险家。他在阿比西尼亚贩卖过象牙，是因为象皮病死的。他身上有些和吉卜林共同的东西。” “是什么呢？”我问道。 巴别尔没有马上回答。他坐在热乎乎的沙滩上，往水里抛着光滑的鹅卵石。 那时，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扔鹅卵石，看谁扔得远，还竖起耳朵听它们是怎样呼哨着落入水中，发出一个开香槟酒瓶塞儿的声音。 “在《讽刺》周刊，”巴别尔说起了与前面那些话毫不相干的事情，“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讽刺诗人萨沙·乔尔内发表了自己的作品。” “我知道。题目是《阿龙·法尔弗尔尼克抓住了和乞丐大学生爱泼施坦在一起的继承人女儿》。” “不，不是那首！他有一些诗是非常忧郁、平白的。‘如果不是，可世上毕竟有过，有过贝多芬、海涅、普希金和格里格。’他的真名是格利克贝格。我想起他，是因为我们刚刚往海里扔了鹅卵石，而他在自己的一首诗里这样写道：‘还存在思想孤独的岛屿。／勇敢些，别怕在那岛上休息。／在那里，阴郁的礁石探向大海，／可以思考，也可把石子往水中扔去。’” 我看了看巴别尔。他忧郁地笑了笑。 “他是一个安静的犹太人。我在没开始写作之前，也曾经是那样。那时我并不明白，用安静和胆怯是干不成文学的。为了剔除自己作品中你最喜欢然而却多余的那些部分，需要强健有力的手指和绳索般粗壮的神经，有时还得不惜鲜血淋漓。这仿佛是自我折磨。我干吗闯进这苦役般的创作事业！我不明白！我可以像我父亲那样去操纵农用汽车、各种脱谷机和马克-科尔米卡簸谷机。您见过它们吗？很漂亮，散发着淡雅的油漆味道。也能听到，在它们的筛子上，干麦粒发出丝绸般的沙沙声。但是，我没有从事这些，却考进了精神神经病医学院，仅仅是因为我想生活在彼得格勒，想写出拙劣的小故事。创作！我有严重的哮喘病，甚至不能正常地大声说话。而作家是不应该小声嘀咕的，而要放开嗓门说话。马雅可夫斯基恐怕就从不小声嘀咕，而莱蒙托夫，则用自己的诗句给那些‘以卑鄙著称的先人们’的后代以痛击。” 我是后来才知道萨沙·乔尔内是怎样死的。他住在普罗旺斯，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小城里，离大海很远。大海只是在远处泛着蓝光，像一片烟雾蒙蒙的天空。 小城四周是密密麻麻的五针松林——一种地中海地区的松树，芳香扑鼻，树脂丰富，散发着热气。 成百上千的肺病和心脏病人来到这树林中，来呼吸它们富有疗效的芳香空气。那些被医生宣布只能活两年的人，在这里疗养之后还能活上很多年。 萨沙·乔尔内生活得非常平静，在自己极小的花园里不慌不忙地干活，当和缓的风从海上，可能就是从科西嘉岛吹来的时候，他就开心地聆听五针松林热烈的喧响。 有一天，海滨的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罪犯，他点着烟后，扔下了一根还燃着的火柴，马上，小城四周的森林就吐出了浓烟和火焰。 萨沙·乔尔内第一个冲过去灭火。跟在他身后的是全城的居民。火被扑灭了，但是萨沙·乔尔内几个小时后却在这个小城的小医院里去世了，病因是心脏病发作。 ……我很难记叙巴别尔。 我和他在中喷泉的相识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直到现在，就像第一次见面一样，我仍然觉得，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人，一个能纵观一切、明了一切的人。 这种情势总是使我在和他见面的时候感到局促。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小孩子，害怕他笑意盎然的眼睛和他致命的讽刺。只有那么一次，我决定把自己未发表的作品——中篇小说《法尔西斯坦大地的尘土》——拿去给他“点评”。 多蒙巴别尔的关照，这部小说我写了两次，因为他把惟一的一份原稿弄丢了。（还是从很久以前起，我就有一个习惯，写完一本书后，就把草稿毁掉，只给自己留下一份用打字机誊清的稿子。只有在那时，我才感到小说真的写完了，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令人遗憾的是，它只能持续几个小时。） 我满心失望地开始第二次从头写作这部小说。写完的时候（这是一件沉重、缺乏感激的工作），巴别尔几乎就是在同一天找到了原稿。 他把它带给我，但是表现得不像一个被告，反而像一个原告。他说这部小说的惟一优点，就是它是作者怀着一种克制的激情写成的。但是，他又立刻给我指出了充满东方美感的片断，“美味糕”——用他的话说。又立刻责骂我错误地引用了叶塞宁的诗歌。 “叶塞宁的许多词句使人心痛。”他生气地说，“不能这样漠然地对待诗人的词句，如果您认为自己是个小说家的话。” 我很难叙述巴别尔，还因为我曾经多次在自己的自传作品中记叙过他。我总是觉得，我已经把他写尽了，虽然，这毫无疑问是不可信的。在不同的时期，我会越来越记忆犹新地想起巴别尔的话，想起他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轶事。 我第一次读到的巴别尔作品，是他的手稿。我被那种情景震惊了，巴别尔的语言，和经典作家的语言一样，和其他作家的语言也一样，但是更加饱满、更加成熟、更加生动。巴别尔的语言以不同凡响的新颖紧凑使人震惊，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入迷。这个人带着我们没有的那种新颖，观察并倾听着这个世界。 谈起长篇大论时，巴别尔总是满怀厌恶。小说中每一个多余的词汇都会引起他简直是生理上的憎恶。他把手稿上的多余词语恶狠狠地勾去，铅笔把纸都划破了。 对于自己的工作，他几乎从来不说“写作”，而是说“编排”。与此同时，他还多次抱怨自己没有创作天赋，缺乏想象力。而想象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散文和诗歌的上帝”。 但是，无论巴别尔的主人公多么现实，有时甚至是自然主义的，他所描写的一切场景和一切故事，一切“巴别尔式的东西”，仍然发生在有一点儿颠倒、时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甚至可笑的世界中。他善于用笑话制造经典。 有几次，他恼火地对自己大喊：“是什么在支撑我的作品？什么样的水泥？它们应该在受到第一次撞击的时候就粉身碎骨。我常常从早上就开始描写无谓的事情、细节和局部，而到了傍晚时分，这种描写却变成了匀称的叙述。” 他自问自答，说支撑他作品的仅仅是风格，但他马上又嘲笑自己：“谁会相信，小说可以仅靠一种风格存在吗？没有内容，没有情节，没有错综复杂的故事？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写得很慢，总是拖延，不能按时交稿。因此，对于他来讲最常见的状态，就是最后的交稿期限之前的恐惧，就是那样一种愿望，盼望能够挤出哪怕几天，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用来改稿子，一直修改，不受催促，不受干扰地进行修改。为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骗人，躲进一个难以想象的僻静之处，只求人们找不到他，别打扰他。 巴别尔有段时间生活在莫斯科近郊的扎戈尔斯克。他没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任何人。要想见他，首先得与玛丽进行一场复杂的谈判。一次，巴别尔还是叫我去扎戈尔斯克见他。 巴别尔怀疑在这一天会遭到某个编辑的突然袭击，于是立刻和我去了一个偏僻的老修道院。 我们在那里坐了很久，直到所有可能载着编辑从莫斯科开来的危险火车都过去了。巴别尔一直在骂那些不让他工作的残忍而愚笨的人。之后，他派我去侦察——看看编辑的危险是否还存在，是否还需要再待一些时候。危险还没过去，于是，我们在修道院里待了很长时间，直到灰蓝色的黄昏降临。 我总把巴别尔当做名副其实的南方人，当做黑海人和敖德萨人，当听他说俄罗斯中部的黄昏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时，我便暗暗地感到惊奇，他说这黄昏是最“令人神往”、透明的时分，此时，隐约可见的树影沉入最温柔的空气，柳月像平常一样马上就要蓦然出现在森林的尽头。远方的某处，响起了猎人的枪声。 “不知为什么，”巴别尔说，“所有夜晚的枪声都使我们感到非常遥远。” 我们后来谈起了列斯科夫。巴别尔想到了离扎戈尔斯克不远的勃洛克家的沙赫马托沃庄园，他把勃洛克称为“着魔的旅行者”。我感到很开心。这个绰号十分适合勃洛克。他从迷人的远方来到我们身边，又把我们带向远方——带向他那天才而忧郁的诗歌构成的夜莺花园。 那时，即使是一个没有文学经验的人也知道，巴别尔是文学的征服者，他技法超群，发前人所未发。如果仅仅为后人保留他的两个短篇小说——《盐》和《戈达里》，那么，甚至仅用这两篇小说就可以证明，俄国文学步入完美的脚步是那样平稳，就像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的时代一样。 就像巴格里茨基所说的那样，巴别尔的一言一行，甚至是他的每一次心跳，都显示他是一个天纵其才的作家。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谈到了对人的第一印象。凭第一印象，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巴别尔是一个作家。他全然没有作家千篇一律的特点：既没有悦目的外表，也没有丝毫的造作，更没有思想深刻的谈话。只有眼睛——那双锐利的眼睛，能够洞穿你的全身，这双笑意荡漾、十分腼腆并充满嘲讽的眼睛能勉强暴露他的作家身份。还有那他时不时沉浸于其中的平静少语的忧郁，也表明他是一个作家。 巴别尔迅速、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们的文学，我们应为此而感谢高尔基。巴别尔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满怀着虔敬的爱意，就像一个儿子对父亲所能怀有的感情。 ……几乎每一个作家都会在老同行那里得到一张步入生活的通行证。我认为，而且是有些根据地认为，伊萨克·艾玛努伊洛维奇·巴别尔和其他人一起，给了我这样一张通行证，正是因此，我直到自己的最后一刻都会保持着对他的爱戴，对他的天才的赞叹和朋友间的感激之情。 一九六六年（陈方 陈刚政 译） [84]阿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的古称，二十世纪起为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名称。​[85]对《伏尔加船夫曲》中劳动号子的模仿。​[86]埃德施米德（1890-1966），德国作家，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87]弗朗索瓦·维永（1431/1432-？），法国诗人，著有长诗《大遗言集》、《小遗言集》。​[88]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89]阿比西尼亚，旧时对埃塞俄比亚的称呼。​[90]萨沙·乔尔内（1880-1932），原名格利克贝格，俄国诗人，一九二〇年移居国外。​[91]莱蒙托夫的抒情诗《诗人之死》。​ 巴别尔之死 ◎蓝英年 巴别尔像一颗耀眼的彗星，在苏联文坛上闪耀了一下便黯然消逝。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苏联未曾出版过他的任何作品。他的书重新出版的时候，中国已度过翻译苏联文学的“蜜月”，何况他那样的“回归作家”，更无人翻译。无怪中国读者不熟悉这位堪称苏联文坛大师的作家了。 巴别尔一九二四年开始在《红色处女地》、《列夫》等杂志上发表描写第一骑兵军的短篇小说，共写了三十四篇，一九二六年结集出版，定名《骑兵军》。出版后各流派的评论家交口称誉，一致认为《骑兵军》是文坛的重大收获，真实地写出骑兵军战士的神态。但《骑兵军》却惹恼了第一骑兵军的将领。原军长布琼尼一九二四年在《十月》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巴别尔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作者在向人民撒谎，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篡权者搞出来的，因为他本人就是营垒那一边的人，所以没跟随库普林一伙逃往国外，就是为了留下来诽谤骑兵军。布琼尼的指责立即受到以《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评论家的反驳，他们指出布琼尼的批评毫无说服力，不过仗势欺人罢了。沃隆斯基指出：“仅根据作家未能创作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一点就认为他近似反革命，是忽略了他创作的基本内容。”这场争论虽然极为激烈，但未得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一九二八年高尔基从索伦托回国观光，九月三十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了《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的一文。高尔基在文章中谈到巴别尔的《骑兵军》：“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布琼尼本人不仅喜欢美化自己的战士的外表，而且还喜欢美化马匹。巴别尔美化了布琼尼的战士的内心，而且在我看来，要比果戈理对查波罗什人的美化更出色、更真实。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少年，因此美化、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布琼尼不服，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骑兵老总承认在文学问题上无法同高尔基争论，但骂《骑兵军》却并非“没有道理”。接着又对巴别尔破口大骂。高尔基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答谢·布琼尼》，开门见山地写道：“我不同意您对巴别尔的《骑兵军》的看法，并对您就这位作家的评断表示坚决抗议。”高尔基接着反驳道：“我在巴别尔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二十年代尚未产生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所以围绕《骑兵军》的第二次交锋，仍无人能下结论。只是当事人巴别尔在双方炮火交织中身心交瘁，万念俱灰，无力握笔。此后发表的作品更少。除《骑兵军》外只有一九三一年出版的《敖德萨故事》和短剧《晚霞》。所有作品汇集起来仅是薄薄的一个集子。但在苏联和国外，巴别尔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也是苏联第一流散文家”。一九八六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竟名列榜首。以一册薄薄的集子被公认为文学大师的作家，在苏联文学史里恐难找出第二个人。 巴别尔时乖命蹇，半生坎坷，但直到一九三九年祸从天降之前，并未受到政治迫害。这一年五月他突然被捕，并被控告三项吓人的罪名：托洛茨基分子、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白面书生如何一夜间成了十恶不赦的“人民敌人”呢？只怪他性情率真，说话不遮掩，交友不慎。法国历史学家苏瓦林在《同巴别尔的最后谈话》一文中披露，巴别尔在言谈中曾两次冒犯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布琼尼妻子突然自杀，但传说并非自杀，而是被丈夫杀死，因为她对逮捕托洛茨基极为愤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斯大林妻子阿利路耶娃自杀。有人把两桩自杀联系起来，怀疑出于“同一模式”。巴别尔认为这种传言并非不可信，对苏瓦林说：“布琼尼杀死妻子，又娶了位资产阶级小姐……斯大林知道他历史肮脏才用他。斯大林不喜欢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至于布琼尼的“污点”同斯大林历史上的“污点”有无相似之处，巴别尔说：“我们这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些话很可能传入了克里姆林宫。另外，巴别尔在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曾说：“杜撰出来的庸俗官话只会对我们的敌人有利……我们倾诉爱情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如果长此以往，我们将像足球裁判那样对着话筒表白爱情了。”谁都明白巴别尔所说的“表白爱情”是指对斯大林表达热爱，斯大林当然也明白。 此后巴别尔便受到监视，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密探记录下来，存放在克格勃的档案室里。如今这些告密材料变成了研究巴别尔的重要资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的告密材料：“巴别尔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需要有几个顶天立地的人领导国家。可这种人又到哪儿去找呢，已经一个不剩了。’对托洛茨基反党联盟的审判，巴别尔说：‘荒谬绝伦的审判。故意挑选下流罪犯、保镖、奸细充当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证人。……布哈林等人坚信他们所代表的思潮的灭亡促使他们死亡。托洛茨基告诫过我们：斯大林的胜利意味着革命的灭亡……苏维埃政权仅靠意识形态支撑。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十年前一切就都完蛋了。意识形态判决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些洞若观火的言论足以把巴别尔送进卢比扬卡监狱，但他却还无恙。一九三六年八月审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一批红军将领随之消失。其中的亚基尔、奥霍特尼科夫和施密特，都是巴别尔的好友。一九三五年巴别尔还同妻子参观过他们举行的秋季军事演习。巴别尔受株连已无可避免，但他再次化险为夷。说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原来全国头号刽子手、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救了他。叶若夫的妻子很早就认识巴别尔，她主持《苏联建设》时曾约请巴别尔撰稿，巴别尔在《骑兵军》受攻击后正愁无处发表作品，便同她恢复联系，经常到被人称为“虎穴”的叶若夫家中去，自然也认识了叶若夫。叶若夫对巴别尔并无好感，但碍于妻子情面两次救了他。斯大林为转移人民因大清洗而产生的对最高政权的痛恨，把叶若夫当成他的替罪羊，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下令逮捕叶若夫。巴别尔受叶若夫牵连随之被捕。 斯大林并未忘记巴别尔，亲自审阅他的案件，并吩咐手下人从他嘴里逼出治罪他人的口供。第一次审讯持续了三天三夜。巴别尔先不承认自己是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恐怖分子。但在严刑拷打之下后来都承认了，并作了如下招供：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在文化界组织了一个托派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有爱伦堡、卡达耶夫、伊万诺夫、谢芙琳娜、利金、列昂诺夫、费定、阿·托尔斯泰等作家，还有爱森斯坦、亚历山德罗夫、米霍艾尔斯、乌乔索夫等导演和演员。沃隆斯基被流放到利佩茨克后，他同女作家谢芙琳娜还到他那里领取过指示。他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双料间谍。一九三三年在法国通过爱伦堡结识了法国作家马尔罗，后者招募了他。他向马尔罗提供有关苏联民航、俄国工农红军的装备和结构、国家经济和知识分子情绪等情报。爱伦堡嗅出他们是一丘之貉，便同他进行反苏交谈，两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采用恐怖手段反对现行制度。 如此荒谬不堪的招供，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但克格勃的审讯员要的就是这样的口供。 巴别尔所招供出的参加托派集团的作家和演员都是文化界的名流，他们之间不少人非但互不往来，而且并不认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曾得罪过斯大林。斯大林便为每位文化名人准备好一份“罪证”，采用的手段是逼迫受审讯的人招供他人的罪行。如从巴别尔嘴里逼供出作家皮里尼亚克的“罪证”，再逼皮里尼亚克招供巴别尔的“罪证”，这样连环逼供，每个人便有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招供的“罪证”。不仅文化名人，连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政治局委员们，如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等人背后也都有别人招供的“罪证”。这些“罪证”储存在斯大林的保险柜里。一旦想除掉谁，便抛出他的“罪证”。但斯大林并不轻易抛出“罪证”，有的几年之后才抛出，有的一直未抛出。巴别尔所招供的文化界同伙，除米霍艾尔斯外，一个也没被触动。而米霍艾尔斯是战后陷入所谓“犹太复国主义事件”才被除掉的。“无产阶级伯爵”阿·托尔斯泰不但未触动，后来还受到斯大林的宠幸。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斯大林一直没动爱伦堡，而几乎在所有被审讯过的文化人士的供词里都有他的名字，不少人还把他说成是他们的首领。五十年代末期在莫斯科工业学院举办的一次文学晚会上爱伦堡受到围攻：“斯大林为什么放过你？”爱伦堡回答：“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按照通常的逻辑，他早该人头落地了，可斯大林一直没逮捕他。斯大林的逻辑是凡人无法理解的。 巴别尔自知生还无望，垂死挣扎，想了却两桩心事：抢救自己的手稿；否认对同行的诬告。他请求贝利亚准许他把抄走的文稿整理出来：“有描写乌克兰农业集体化和集体农庄的手稿、记述高尔基谈话和活动的材料、几十篇短篇小说的初稿、完成一半的剧本。这些手稿都是我八年劳动的成果，其中一部分准备今年发表。”他的请求贝利亚未予理睬，因为克格勃早已把他的手稿烧毁。卢比扬卡监狱不知把多少手稿，其中不乏传世佳作，化为青烟。哲学家弗洛连斯基得知手稿被没收后哀叹道：“我一生的劳动全完了，这比肉体上的死亡更可怕。”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巴别尔上书总检察长：“前作协会员、在押犯巴别尔致函苏联总检察长。从审讯员话中获悉我的案子已转交苏联检察院审核。我将发表涉及案件实质的声明，我的声明极为重要——请让我审辩。”但检察院未传讯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张纸片上再次上书检察院：“十一月五日我曾请求检察院传讯我。我的供词中多有不实之词，诬告了许多为苏联利益诚实工作的好人。一想到我的供词不仅无助于公正的审讯，反而给祖国带来直接的危害，便痛不欲生。我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清除良心上的污点。”第二封信仍无回音。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巴别尔第三次致函检察院，字迹潦草，显然握笔已经困难了：“我曾两次请求检察院传讯我，因为我在供词中诬告了无辜的人……我被逼迫诬告爱伦堡等人有反苏意图……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实、忠诚的苏联公民。这些诬告都是我在审讯中由于自己怯懦而招供的。”巴别尔不敢提审讯员对他的严刑拷打，因为信只能通过他们转交上去。 巴别尔两桩心事均未能了却，二十天后被枪决。克格勃档案记载：“巴别尔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被枪决。埋葬地点不详。” 苏联解冻以后，一九五四年一月巴别尔的遗孀佩罗什科娃上书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要求为丈夫平反。六月负责甄别巴别尔案子的检察官多尔仁科传唤佩罗什科娃，对她说巴别尔的案子破绽百出，但平反尚须三位知情人的证词。 高尔基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和爱伦堡六月十六日分别写了证词。彼什科娃写道，她同巴别尔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在意大利相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高尔基在哥尔克村疗养，几乎天天同他见面。高尔基对他评价极高，认为他天才非凡，是写微型小说的高手，总是饶有兴趣地听他朗读小说。巴别尔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巴别尔的被捕令她震惊。 爱伦堡写道，自一九二六年他同巴别尔相识后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巴别尔是非党的共产党员，一贯谴责托洛茨基分子。高尔基曾对他说巴别尔是最完美、最诚实的作家和人。至于法国作家马尔罗，确实是他介绍给巴别尔的，但马尔罗同法国情报机关毫无关系，当时很靠近法国共产党，后来才成为戴高乐的追随者。 六月二十四日卡达耶夫也写了证词：他同巴别尔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在奥德萨省委宣传鼓动部一起工作时认识的。那时巴别尔刚从骑兵军回来，正在写《骑兵军》里的故事。一九二二年他们一起到了莫斯科，仍经常见面。巴别尔在马雅可夫斯基主编的杂志《列夫》上发表过短篇小说《盐》，深受马雅可夫斯基的赏识，称他为当代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巴别尔无疑是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对列宁的天才极为钦佩，认为十月革命掀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为巴别尔平反的决定：撤销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对巴别尔的判决。然而佩罗什科娃收到的平反书上写的却是：“巴别尔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死于服刑期间。”巴别尔分明是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被枪决的，为什么把死亡日期改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呢？原来平反证书上未填死亡日期，留下空白，等交给佩罗什科娃之前再对照判决书填上，但不知哪位检察官一时偷懒，未查阅判决书便信手填上一个日期，于是在今天的各种工具书和课本里巴别尔的死亡日期便成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了。哀哉，遗属点燃蜡烛悼念亡灵的那一天，并非亲人真正死亡的日子。 巴别尔自然不会有坟墓，所以我从未向人打听过。 巴别尔狱中绝笔 一九一六年，我写完我的第一篇故事拿给高尔基看……然后我参加了内战。一九二一年我继续写作。近来我一直忙于到一九三八年底已完成第一稿的一部作品的写作。我完全无罪，我从未做过间谍，我也没进行过任何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审问时，我的证词是自我诽谤。我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允许我完成我最后的作品…… 翻了个儿的世界 ◎李庆西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0）出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显然，早年的生活环境给他的人生奠定了一种复杂的文化背景。敖德萨是著名港口城市，地处黑海西北岸，今属乌克兰，旧时是沙俄帝国的南方重镇。那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界，混居着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犹太人。一九〇五年，敖德萨发生大规模排犹事件，上千名犹太人死于非命，未满十岁的巴别尔亲眼目睹那些血淋淋的场面，终身留下了梦魇般的记忆。他十八岁写的处女作《老施劳埃密的故事》就反映了对犹太人的命运的思索，讲述一个犹太老人因拒绝改信基督教而自杀的故事。 巴别尔天分甚高，自幼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还在家庭逼迫下学习希伯来语和犹太典籍。像许多犹太家庭的孩子一样，其求学经历显见是在为日后经商做准备，中学读的是商业学校，大学则进入基辅金融与商业学院。可是，对于这种命运的安排巴别尔早已蓄意颠覆，他很早就对文学表现出极度热情，中学的一位法国教师引导他走入缪斯的世界。他喜欢兰波的诗歌，熟读莫泊桑、福楼拜和拉伯雷，还尝试用法语写作。 一九一六年（巴别尔的《自传》里说是一九一五年），年轻的巴别尔冒险前往彼得堡，他不是投奔革命（革命尚未到来，列宁还宅于苏黎世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去投奔文学，寻找自己的人文理想。然而，巴别尔的文学之旅也像革命者的地下工作一样，几乎就是一篇惊心动魄的故事。当时沙皇政府严禁犹太人和“叛逆者”、“心怀不满者”进入首都，他用伪造的护照假冒立陶宛人骗过了沿途关卡。多年后，他将自己那段身涉险境的真实经历写进了小说《道路》和《开端》里边。可是，彼得堡并未向他敞开文学的大门，他所有的投稿都被拒之门外，那些文学编辑都劝他去找家商铺做伙计。直到找到了高尔基，其文学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在高尔基主编的《编年史》杂志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可是，这也让他惹上了麻烦，他的小说《浴室之窗》被沙皇政府报刊检察官指控为“淫秽之作”，这使他面临一场可怕的刑事诉讼。幸运的是，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动乱的局势使他躲过了一劫。 高尔基十分欣赏巴别尔的写作才华，但建议他在成为作家之前，“到人间去”深入生活。他听从了这个建议，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整整七年里他离开了文学圈子，沉潜于生活的风浪之中。十月革命前他在罗马尼亚前线服役，之后在肃反委员会（契卡）和教育人民委员会做过短期翻译工作，旋即又去武装征粮队工作。他跟尤登尼奇的军队打过仗，还作为战地记者跟随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进军波兰。一九二〇年六月，俄波战争的升级（布尔什维克军队开始对波兰军队反击）是巴别尔一生中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日后他根据当时的随军日记写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红色骑兵军》。 由于巴别尔罹难于三十年代末斯大林的大清洗，壮岁之年早早撒手人寰，他给世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主要是《红色骑兵军》、《敖德萨的故事》两部小说集，以及生前未收入集子的三四十个短篇小说，还有就是《晚霞》和《玛丽雅》两部剧本。其实，仅以《红色骑兵军》一部作品就足以奠定巴别尔的大师地位。一九二六年，《红色骑兵军》刚刚出版，高尔基就对法国作家马尔罗介绍说，巴别尔是俄罗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里提到，一九三〇年苏联《新世界》杂志曾向许多外国作家征询对苏联文学的意见，大多数来信都将巴别尔列为苏联作家中的第一号人物（《人·岁月·生活》第三部），而这种评价也主要源自对《红色骑兵军》的激赏。 读《红色骑兵军》，让人惊讶的首先是那副简洁、洗练的笔墨。“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七月之夜。”如此干净而从容的语句，把整个叙述夯得结结实实。不少评论者拿巴别尔跟海明威作比，满世界找过来，有这等本事的好像只有他俩。说来也巧，海明威很早就读过《红色骑兵军》的法文译本，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流露对巴别尔惺惺相惜的意思。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除了言简意赅的语言特点，两位大师还都饶有兴趣地探究生命与死亡的真谛，尤其善于处理生死相遇的瞬间情境，出其不意给人一记心理撞击。在这一点上，海明威的短篇名作《印第安人营地》跟巴别尔书中头一篇《泅渡兹勃鲁契河》就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这些粗泛的相似不等于彼此创作风格的趋同。其实他们的语言趣味大相径庭，如果说海明威的简短是一种“电报式”文体，凝重之中透着几分干涩，那么巴别尔的字斟句酌则几乎带有诗的韵味。像《红色骑兵军》里不时闪出的那些跳荡的语式，甚至嵌合着充满想象的通感手法——“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面前是集市和集市的死亡”。巴别尔用诗和箴言的修辞装饰着哥萨克骑兵身后满目疮痍的土地，无尽的苦难从笔下堆积起来，却丝毫不像是蹙着眉头的描写。在任何悲怆时刻，他从未堕入海明威那样的悲凉心境，有时他会用词采斑斓的描述展开一个悲剧的序幕：“……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这般亦谐亦庄的句子用来导述血迹斑斑的坎坷历程，相当耐人寻味。 《红色骑兵军》取材于作家本人在布琼尼麾下的战斗经历，但是这些战地实录式的故事绝非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战争文学，因为没有正邪分明的营垒，没有军事上的谋略较量，更没有浴血奋战、攻城略地的激情与豪迈。苏俄内战期间相偕而来的俄波战争至今留有许多悬疑之处，历史卷宗记载着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红军向乌克兰、波兰辗转进军的日程，却把种种是非功罪的思索扔给了后人。在革命激流中成长的巴别尔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正义诉求，可是战争岁月的腥风血雨使他清醒地看到以恶制恶的负面效应——过度的暴力和杀戮开启了以革命的名义戕害革命理想的凶衅。所以在这部由三十五个短篇组成的小说集里，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一种睥睨善恶颠倒的立场。巴别尔对他所描写的这场战争显然怀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旧制度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在忧虑战火对文化和宗教民俗造成的极度毁伤。 《基大利》一篇中，他借那个开杂货铺的犹太老者的诘问点到了思想的痛处：“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礼拜六是犹太教的圣日，如同许多传统事物一样，这些与旧制度相缠绕的东西并不能跟旧制度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萨克骑兵们不由分说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把斗争变成了癫狂，同时把革命这事情也给戏剧化了。巴别尔在书里大量叙说战争的日常暴行，写了游兵散勇的个人复仇，也写了那些“思维健全的疯人”。在有些篇目中出现了对比性基调，世俗人生的赏心乐事，犹太智者的质朴理念，他还津津乐道地讲述走江湖的圣像画师那种诙谐的民粹思想。他怀着希冀寻寻觅觅——“寻找那颗怯弱的星星”，用超越现实混乱的冷静观照传递着俄国新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巴别尔的叙述语体远比故事本身复杂。所有这些充满忧患的故事出自一种清朗明快的手笔，就像是用机警而俏皮的口吻述说摧肝裂胆的苦楚，有意使叙述语言与叙述对象拉开了距离，这种策略显然包含着叙事内容以外的话语意图。《红色骑兵军》虽云短篇，巴别尔却力图在这里勾画更为复杂的生活图景，表现那个时代诡谲万变的精神特征，所以采用了被文学史家称之“狂欢化”的叙述体裁。比之任何传统的自然主义创作，这种从古代“庄谐体”和“梅尼普讽刺体”发展而来的复调小说，不但有着更为贴近现实的仿真性，并且以讽刺性摹拟手法大大增强了艺术概括力度。巴别尔非常娴熟地把握着“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在小说里大量采用各种插入性体裁，如书信、报告、复述的对话等等，甚至还有墓志铭。由此从不同角度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在互相追诘与驳难中凸现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从布琼尼骑兵到马赫诺匪帮，从私盐贩子到牧人出身的红军将领。在这个舞台上，正义和邪恶，真理和谎言，革命和反革命，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所有对立的因素构成了令人不安的互动关系，而人生的错位往往就发生在风云翻覆的情境转换之际。 当然，生活有自己的逻辑，每个人则有自己的行为理由。这里使人想起巴赫金用“翻了个儿的世界”的说法来归纳狂欢体叙述的一个逻辑：帝王变成奴隶，奴隶成了帝王，如此等等。在《红色骑兵军》的话语结构中没有给任何史诗化的东西留下一点地盘，却给读者拓开了更多的思想空间，此如巴赫金所言：“狂欢化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已然成型的、现成的东西，全给相对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毫无疑问，“相对化”正是巴别尔砣砣追寻的哲理目标。 “相对化”情境也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即便不了解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读者也能感觉到《红色骑兵军》的写法与众不同，因为那里边不同的声音很难相互融合，那种多声部的狂欢体叙述是一下子就能让人感觉到的。譬如《小城别列斯捷奇科》，随着部队开进市镇，两三千字篇幅中散散落落地嵌入了几百年的历史印记，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微妙地叙说着革命与恐怖，战争与犹太人的世俗生活，旧日的恶臭与新政的荒诞……当政治委员在广场上宣讲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精神的时候，那些“被抢得精光的犹太人”却已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方向。 这些叙述没有一个主调，没有统一的声音。 首先，这里呈现的不是一个对象化的客体世界，那些人物和事件都尽可能避免成为作家主观意识的投射，而好像是在摹写事物本来的情形，照巴赫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各自的世界”。就像人们在大街上所见，这人边走边用手机告诉老婆今儿不回家吃饭，那人一转身让自行车给撞了，旁边的商场在搞换季服装大甩卖……这一切彼此之间并无关联，如果把这情形用文字记录下来它们就处于同一语境中，当然还可以弄出一些互动关系，但巴别尔决不让它们彼此之间发生意识协调。作为旁观者，你可以有自己的感触，可是在别人眼里你的意识并不代表什么，你自己也是一道宛然自在的风景。 巴别尔的手法就是这样，作为叙述人的“我”不过是故事里边的一个人物而已，或者说也被“他者”化了。这里包含着若干平行或者是交错、对立的叙述原则：战争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骑兵军的征战之外尚有掩映其中的另一套叙事文本，那是一幅幅若隐若现的波兰小贵族和犹太市民的风俗画卷。生活有它本来的价值目标，有它自己的惯性，可是日常节奏一旦被战争所搅乱，革命也难免拖上恐怖的阴影。 值得思考的是作家为什么要这么写。首先是缘于现实的暧昧。巴别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未予置疑，却从革命进程中发现人们早已偏离人类文明的轨迹，心里的庄严目标与眼前的闹剧扭结在一起，却不能找到真正的联系，这不能不让人产生惶惑之感。既然现实本身就是这么乱哄哄，通过“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倒是正好表现生活的复杂状态，因为各自不同的视角便于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这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价值表述。其次，有一点应予注意，《红色骑兵军》是巴别尔根据自己在一九二〇年俄波战争中的经历写成的，他一九二四年就大体完成了这本书（后于一九二六年出版），相距时间很近，这样的创作在作家意识中不可能抹去那种“现场体验”。显然，这跟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情形不同，巴别尔写理想与现实的歧途，写那些血腥与混乱，并不是一种带有总结性的反思历史的究诘，不是事后的盖棺论定，他是用即时的感受来表现时代的困惑。所以，《红色骑兵军》的叙事所呈现的历史感具有某种罕见的鲜活特征。 《红色骑兵军》的故事里，“我”是总的叙述人，但在少数篇目中又插入了别的叙述人，譬如《盐》和《叛变》两篇，就是骑兵战士巴尔马绍夫的第一人称叙述。在复调小说中，除了变换叙述文体，变换叙述人也是加强作品“对话性”的需要，巴别尔这种意图非常明显。这两篇虽说出于同一人的叙述，但前一篇是书信体（写给报社主编的一封信），后一篇完全是口述（一次肇事后面对调查人员的供词），同一个角色的第一人称叙述，因文体不同需要恰到好处地把握文白之分的特点，这也显示了巴别尔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当然，这巴尔马绍夫是个大老粗，写信也不免通篇粗言秽语（如“上帝拉屎”之类），但看得出来，他捏起笔来就喜欢拽词，很想写得有些文采，譬如就有这样抒情的段落——“响起了第三遍铃声，列车开动了。美不胜收的夜景映满了天幕。天幕上缀满了油灯一般大的星星。战士们思念起库班的夜和库班绿莹莹的星斗。渐渐地，思绪像鸟儿一样飘飘忽忽地飞逝了。而车轮则哐当哐当地响个不停……”这很契合初学文化的人的笔墨。巴尔马绍夫显然是在部队学的文化（在《叛变》那篇中他自述早先是种田人），《红色骑兵报》上的说法也学得很溜，从这些语言的细处你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翻了个儿的世界”的变化。当然另一方面，部队文化也灌输给他一整套意识形态教条，两篇小说都生动地表现了那种动辄上纲上线的语言特点。譬如，当说到要枪毙女私盐贩子时，他写道：“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 处于疾风骤雨般的大动荡年代，这种修辞方式带来的极度夸张的庄严感很容易满足人们膨胀的心理，如此自以为是表彰自己的“正义”对巴尔马绍夫来说确也显得顺理成章。显然，巴别尔对这一人物的语言表达做了精心考虑，既有强词夺理的癫狂，也不失草根社会的幽默风趣，同时又把屠戮和胡闹加以崇高化，这些东西凑到一起就造成了一种语言杂耍似的喜剧风格。 巴别尔写作《红色骑兵军》时才二十八、九岁，对各个阶层的语言都能掌握得那么好，这让人大为惊讶。不用说，这跟他“到人间去”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专有一章写到巴别尔，其中他带爱伦堡去小酒馆聊天的情形给人印象尤深。巴别尔喜欢在各色人等中间混来混去（爱伦堡说，他有从事各种职业的朋友——工程师、驯马师、骑兵、建筑师、养蜂人、钢琴师……），学习他们的语言，观察各种场景各种细节，永远保持对生活的兴趣。 当然，小说语言并不仅仅是运用辞格的技巧，有时语言本身就是某种话语方式，这也是巴别尔特有的叙述风格。在《夜》那一篇里，写了一个叫加林的部队办报秀才，如何追求列车洗衣妇的故事。作为爱的表白，阿Q跟吴妈直说“我和你困觉”，而加林却对着睡意蒙眬的伊琳娜扯东扯西，整一个晚上喋喋不休，从俄国皇室之乱说到党中央“因势利导”改造哥萨克军队，又扯到第一骑兵军的“政治教育”。伊琳娜睡着了，加林还在那儿说个没完。这番“荒唐的爱的表白”看上去没有一个字扣题，却恰恰道出了那份爱的失落。场景、细节、对话，每一笔都那么传神，而那么细微的描述却有着十分宏大而复杂的背景。一边是充满激情的革命话语（包括《红色骑兵报》的政治宣传），一边是疲惫和困乏，是无尽的伤痛，是被战争苦难压垮的人们，这中间没有爱情的位置。 巴别尔写战祸与苦难，写暴戾与残酷，一点没有给人撕肝裂肺的感觉，通篇都是明快的叙述节奏、充满俚俗之趣的对话与细节，这就把揪心的痛楚转化为一种反讽，带出了无尽的思绪。难怪博尔赫斯是这样评价《红色骑兵军》的，他说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具有音乐性的语言风格，与几乎难以形容的残酷的场面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92]引自《伊萨克·巴别尔》，见《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